作者简介： 姜奇平，1962年7月北京出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同时担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届国资监管信息化专家组专家，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常务理事。数字论坛成员。

 

满大街的自行车，忽然都变黄了。

共享单车似乎不需要谁喊口号、谁动员，一夜间自己就火了。

分享原来属于道德情操的范围。不过现在人们搞分享经济，明明是冲着致富去的。

道德情操和国民财富这两件事，单独来看都不奇怪。怪就怪在，分享经济要求通过道德情操，去实现国民财富。相当于把斯密主张利他的《道德情操论》和主张利己的《国富论》，合并成一本书。

分享经济，把互联网中一个核心的谜，从理论上放大了：免费与赚钱、利他与利己明明是反的，为什么能够实现互补？我认为，分享为什么经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通过综合各派经济学理论，从新垄断竞争这个角度加以解释。

互联网变了什么戏法，让资本家肯进“君子国”？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苹果公司公布了对应用商店的重大调整。开发者可以参与新的营收分成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用户通过应用订购服务，那么开发者将获得更多收入。这一比例不再是以往的 70%。如果用户选择订购全年服务，那么开发者获得的收入比例将上升至 85%。

这好像《镜花缘》里“君子国 ”中的一幕：

只见有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如果是《镜花缘》也就罢了，但上述新闻是真实的事情。相当于资本家与劳动者讨价还价说，我把 70%的利让你，我只得 30%；等劳动者答应后，资本家仔细一想，咦，不对，30%我多得了，我应只得 15%，让你得 85%。

互联网变了什么戏法，让资本家进了 “君子国”？原来，分享经济构建出一种 “好人好报 ”的利益机制。“好人 ”是指把资源分享给别人的人。经济学认为这会造成外部性，让别人搭便车。而分享经济却设计出 “好报 ”的回路，买卖上不求回报，但在租借使用上产生回报。比如，想骑自行车，不需要买卖，可以租借。

对于社会来说，可能出现的是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预言：“到二〇五〇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 ‘敌对势力 ’所致 ”，而是由于资本主义 “内部架构 ”中存在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 ”。意思是还没等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反倒把资本主义 “和平演变 ”了。

我们过去从小考试时就让背，人类到了某个高级发展阶段，共享就忽然实现了。共享在低级阶段时不可行，为什么到了高级阶段，就忽然变得可行？原来其中是有门道的。

分享经济在商业逻辑上的暗道机关

我们首先要将分享的对象，区分为商品和资本。

现有分享经济流行读物，谈的只是分享商品（如车、房之类），而分享经济真正对经济学造成冲击的，是分享资本。

分享，好像用复印机拷贝。好比你们家允许开办一个美联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你是印 M1，还是印 M2呢？我把印 M1的叫小毛贼，把印 M2的叫四十大盗，又称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本质与苹果一样，都是在用复印 M2的方式搞分享经济，把公司办成了美联储。阿里巴巴平台和苹果商店平台基础业务都不收费，印出的 M2，像学雷锋那样白送给天下；靠收租，从 M2（平台价值）中生出的 M1（增值服务价值）中赢利。

验算一下：对阿里巴巴来说，资本是商铺、柜台（经济学中叫生产资料）。商铺、柜台可以不可以复印？实体的当然不可以，但虚拟的当然就可以。国家禁止印钞票，但没有禁止复印与 M2等值的商铺和柜台。马云一家伙印了上千万套生产资料，用孙悟空技术（即拷贝汗毛 “技术 ”，当代改称信息技术），像吹汗毛一样造出了无数的资本分身（官话叫 “新动能 ”），然后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把这些复印出来的生产资料，一个网商免费送一套，省得他们经商重置实体店铺和柜台，进行重资产投入。

阿里巴巴白送生产资料这种学雷锋做好事的行为不是做慈善。他的目的是赚钱，通过向网商收租子赚钱。好比，复印来的土地白送，但如果种出庄稼，按使用效果来交租分成（技术上叫云服务，如 SaaS，即产品不要钱，按服务、使用收费）。租子是怎么收回来的呢？是通过增值服务，例如宝贝，你可以白用商铺、柜台，但要想提高将客流转化为买家的转化率，需要交钱购买宝贝服务。用苹果商店模式来验算也一样。只是这里的可复印的资本，从店铺换成了苹果商店平台（PaaS），柜台换成了开发工具（SaaS）。原理是一样的。

分享经济带来足以让标准经济学家精神崩溃的悖论

旧经济学中，资本是不能拷贝的，用威廉姆斯的说法，叫资本专用。资本可以拷贝，就是资本共用。分享经济就是资本共用（不同于共有）。前提假设一变，经济学大乱。

近二十年来，我发现互联网过滤掉细枝末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打免费分享的左灯，走到收费赚钱的右边；打收费赚钱的右灯，只能走到免费分享的左边。

谜底就在 COPY（非排他性使用）。它使这个世界，个个都成美联储，人人都变孙悟空。

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长久以来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得到这样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让效率最大化，靠提高效率做不到，靠公平一点反而实现了；让公平最大化，靠提高公平做不到，提高一下效率反而实现了。

如果嫌北欧还不够公平，向北美的方向一调整，结果会比北欧还北欧；如果嫌北美效率不够高，向北欧方向一调整，结果会比北美还北美。这就是分享经济这种现象真正刺激之处，它让人类脑子长反。它现在能让整个世界变得鸡飞狗跳，就是因为这样干，太刺激了！

小男生、小女生拿上面这套逻辑去赚钱不要紧，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逻辑会逼得经济学家排着队去跳楼。因为现有经济学跟这个道理是相反的。

经济学的新综合

现有经济学照顾了做蛋糕，照顾不了分蛋糕；照顾了分蛋糕，照顾不了做蛋糕。这代表两种相反倾向：分享不经济，经济不分享。前者代表公平优先观点，适合从分蛋糕角度解释北欧模式；后者代表效率优先观点，适合从做蛋糕角度解释北美模式。对分享经济这种相反相成现象，用单一理论难以解释，需要把分蛋糕的经济学与做蛋糕的经济学综合起来。由此思路出发，我提出一种新综合的路径，与专业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交流。

我认为从专业角度，可以采用一种精巧的方法，把势同水火的资源配置理论（斯密学说）与利益相互作用理论（李嘉图学说）综合起来，这个办法就是把资源配置理论当作完全竞争均衡（新古典均衡），把利益相互作用视为垄断竞争均衡（古典均衡）。把它们之间的定性分歧，转化为 AC－MC（平均成本减边际成本，定义为租值）这样一个定量差异。这就是我说的经济学的新综合。分享经济分的使用费（租），就在分 AC－MC这个东西。

原有理论是：完全竞争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会导致同质化（单一品种），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MC＝ MR）时，经济处于零利润状态（企业有会计利润，但总体上相互抵消），经济的均衡点稳定在 P＝ MC，即均衡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垄断竞争经济学认为，垄断竞争是异质的完全竞争，越竞争，品种越从单一向多品种方向发展（表现为个性化、差异化），此时经济的均衡稳定在高于 MC的 P＝ AC这一点上，即均衡价格等于平均成本。AC－MC这部分溢价，构成了零利润之上的利润。这就是分享经济中租——即使用费——的价值来源。在分享经济中，AC－MC这部分租值，是从增值业务（APP）中来的。

在均衡水平（即全局水平）上有 AC－MC，还是没有，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经济。这与宗庆后们的逻辑正好相反。

将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综合在一起，对应的是分享经济中平台经济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基础业务（平台）上，提供成本领先的规模经济；在增值业务（APP）上提供差异化的范围经济。新垄断竞争是不同于传统的新商务形式。新就新在，平台完全垄断，而应用完全竞争，垄断与竞争以 “新垄断竞争 ”方式，由对立变成互补。这是原有的经济学中没有的东西。

新垄断竞争理论将资源配置分配论（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与利益相互作用分配论（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关系分配论）两种相反的分配理论，综合在一起。

以斯密为源头的新古典分配论持一种接近社会物理学的观点，认为理性的人分配利益一定恰到好处，根据物的关系（要素贡献），不多拿一分，不少拿一分。相当于拔河到了中点，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把这称为均衡。其中隐含非现实假定是，社会关系的摩擦力为零，因此讲社会关系与不讲社会关系，在分配上是无差异的。

但以李嘉图为源头的社会关系分配论，相当于认为社会关系不同于物的关系，当物的关系达到中点时，社会关系仍在较力，因此真实的均衡点会有所出入。均衡点不是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而是参与拔河的利益相关方都拔不动了，谁也没有力量改变现状。

新垄断竞争理论的突破点在于，以往所有的社会关系分配论都没有发现，他们的理论对应的均衡点应是垄断竞争均衡点（而不是他们误以为的完全竞争均衡点）。这是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深层原因，也是经济学百年难题转型问题疑难的核心。分享经济 APP分成，恰好把这个差异点显示出来。

我的新发现是，边际生产力要素论与社会关系论的价值尺度与分配口径，以均衡价格为统一数学标准，相差一个固定的值（AC-MC）。AC－MC原来是用来量化物的关系的差异值（如品牌、专利等现象的价值），现在借用、转用它来表示社会关系的差异（反正都是差异，在数学上没有区别）。这个差值的实质内容，就变成反映利益的异质性。一下就把李嘉图难题和转型难题解决了。

李嘉图学派包括后继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强调社会关系的学派，都没有在数学上意识到，社会关系对于物的关系的偏离，不仅是质变而且是量变，它使经济的均衡点，从 P＝ MC，移向了 P＝ AC。社会关系中的摩擦力越大，利益冲突越大，均衡点就越趋向平均成本（有差异，平均值才有意义）。合约的作用就是对 AC— MC代表的租值进行拔河。

将垄断竞争框架中的 AC—MC，从做蛋糕中的差异性，“借用 ”来表述分蛋糕中的利益差异量值，理论的综合就实现了。

把做蛋糕的垄断竞争理论与分蛋糕的垄断竞争理论结合起来，本文一开始说的分配上的悖论现象，终于揭开了谜底。

在分享经济中，劳动者之所以可以得到高达 70%至 85%的分成，是因为新经济系统地造就出高出旧经济均衡的 AC—MC租值（零利润之上的利润，中国制造之上的中国创造）。当经济利润由个性化、差异化的劳动（如 APP）决定时，劳动者在成本方面，由分享省去了重资产（即固定成本 FC）投入负担，出现由平均成本定义的范围经济（基于 APP品种的平均成本递减）；在利润方面，通过创造性劳动以及对化解风险的贡献，实现了标准经济学中没有的范围报酬递增。在此基础上，劳动者通过两权分离的合约争回主动，获得了对差异租的高分成。而资本的拥有方，分成比例虽低，但由于复制资本带来 “无限的租 ”，收入的绝对值比不分享时更高。这是典型的劳资双赢。不问姓社姓资的混合，反而比单独姓社（劳动者翻身解放）或姓资（资本家唯利是图），追求的最大目标（劳动者追求的财富比例、资本家追求的财富绝对值）更大。这是中国增量改革反映的普世价值。

新旧经济的质，不像宗庆后们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不同 ”，而是大不同，大大不同。这一点从数学上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至于新技术不新技术，只不过是瓶子，互联网主要是酒不同，而不光是瓶子不同。

从“使用而非拥有”角度重新反思“不问姓社姓资”

我研究分享经济，头脑中一条隐含主线，是思考邓小平所说的 “不问姓社姓资 ”。

换一个角度理解邓小平，从分享经济的核心线索——“使用（access）而非拥有（ownership）”这个核心命题——去想这个邓式命题，实际含有这样的意思：不问拥有上归属于谁，而要问使用上被谁利用。

验算一下：中国的农业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土地归国家还是集体拥有），但问谁使用（农民承包使用土地），这是第一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中国的工业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资本归国家、集体还是私人拥有），但问谁使用（工人承包使用制造产品），这是第二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中国的信息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信息归国家、集体、外资私人拥有），但问谁使用（网商与双创人员使用平台虚拟资产），这是第三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

不求拥有（姓什么），但求使用（叫什么），邓小平问出了让中国在世界上再立五千年的那个最实在的核。这是邓小平仰望星空，为万世开太平的核心一问。经济学的新综合，实际就是在围绕邓小平这个 “天问 ”，对古往今来的各派经济学，取长补短，最后用新的逻辑回答邓小平的 “地问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会儿跟着印度人姓，一会儿跟着德国人姓，一会儿跟着苏联人姓，一会儿跟着美国人姓。邓小平一声断喝：不要问姓社姓资。中国人要知道自己叫什么，而不光是姓什么，才能找到自我。

邓小平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资本可以拷贝（以及让资本可以拷贝的运动，俗称信息革命）。安得广厦千万间？正确答案是：复制，分享给全天下的双创人员，让拥有者与使用者 “共欢颜 ”。这是一条让 “共享发展理念 ”从空想变为现实的路。

分享经济一声礼炮，给我们带来新思路：分享使用资本！

这就是结论。

《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姜奇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读书》2017年第7期

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9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