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7-06-12

时至年中，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持续吃紧，“钱荒”之忧又起。金融机构将迎来严监管政策基调下的首次宏观审慎评估（MPA）季度考核。6月6日，央行开展498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对冲到期量有余而呈净投放，且资金期限拉长。看似矛盾的种种举措，其实正显示央行力图发挥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效力，维护经济稳定，有序去杠杆。

在今年2月发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首次明确提出，探索“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金融调控框架。相较过往货币政策只手独擎，这一调整堪称一场重大变革。货币政策继续主要针对宏观经济和总需求管理，侧重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抑制杠杆过度扩张和顺周期行为，侧重于维护金融稳定。根据宏观经济冷暖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低，二者松紧搭配可有多种组合，但目的均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当前，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分化，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加剧，二者协调配合尤为必要，也格外困难。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企稳之势，但基础并不稳固，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等先行指标显示实体经济或将再次下行；因此，宏观经济周期需要货币政策维持中性，不能贸然偏紧，分寸需十分精准。同时，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仍然畸高，尤其是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导致资金空转，累积了较高风险。其他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严监管政策，意在金融去杠杆，则要求货币政策不可偏松，否则，严监管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重视宏观审慎，是国际金融监管的一大趋势，是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痛定思痛的成果。早在2010年，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一大教训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也正是在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思路开始萌芽。中国的情形与他国有别。在本世纪初形成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格局下，“三会”监管政策侧重微观审慎，央行货币政策侧重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兼顾金融稳定。由于经济周期和金融的杠杆水平周期并不总是步调一致，货币政策发力便难免左支右绌。孤立地看，“三会”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也许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是，叠加之后就可能导致“合成谬误”，助燃金融风险。当前金融体系杠杆率高企，根由固然在于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不过，前几年货币环境相对宽松，各监管部门为壮大分管行业而持一定放任态度，恐怕也难辞其咎。

近来的严监管可谓“亡羊补牢”之举，但是，在短期内集中出手，难免对金融机构产生共振冲击，金融市场出现应激反应，自在情理之中。避免严监管和紧货币过度叠加，才能实现稳增长、防风险双重目标。在策略上，央行需要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去杠杆过程中，市场资金利率上扬对企业发债和贷款等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影响，并使货币供给满足宏观经济增长之需；同时，通过MPA考核，加强对银行行为的约束，使银行广义信贷增速与自身的资本水平相匹配。

应该承认，“双支柱”金融调控框架在中国尚属新生，宏观审慎管理的研究和探索时间较短，MPA体系自身也需不断完善，实践中应随着宏观调控需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及时灵活调整。2016年初以来，央行相继将跨境业务风险、表外理财纳入MPA，部分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还把房地产信贷调控纳入了MPA考核。在过去一年多的实践中，银行普遍希望提高MPA体系的透明度，制定更明确的规则以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政策预期。此外，评估指标应进一步考虑评估对象的差异性，避免“一刀切”。对这些合理呼吁，央行自当听取。

鉴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资金关系密切，在条件成熟时，可将非银机构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目前，金融体系高杠杆的突出特点是，随着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存贷款息差收窄，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重构，资产规模扩张主要来自同业及投资驱动，负债端扩张对同业存单等标准化的同业融资产品的依赖显著上升。通过大量非银机构通道，将资产从表内转向表外，这不仅推高了银行自身的杠杆率，也带动了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的快速上升。非银机构的负债扩张对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影响日益重要，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隐患，显然，仅覆盖银行业的MPA已不能满足宏观审慎管理的需要。

“双支柱”金融调控框架欲充分发挥作用，其实还不能忽视“第三柱”：其他监管机构负责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一行三会”监管政策出台节奏须协调配合，才能避免政策效应过度相抵消或相叠加，影响经济平稳增长和金融体系稳定。这可能是“双支柱”框架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能根除。

文章来源：财新网；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7-06-12/101100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