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日期：2017.05.08

 

2017年5月5日上午，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深圳就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专题演讲。

许小年教授是一位兼具深厚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在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前，他曾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及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中国经济“关键转型期”

演讲一开场，许小年教授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今天正步入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并认为这一转型期过渡顺利与否，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态势。而这一转型期的最大特征就是“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变。

在以一个规范的生产函数分析公式，解释了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后，许小年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驱动增长的“数量型增长模式”。

与这一“数量型增长模式”相对照的，则是在同等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标准下，依靠技术和制度提升而获得更高产出的“效率型增长”。

依靠资本投入驱动的“数量型增长”模式下，由于面对“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核心经济规律，因而必然存在着“增长的极限”：比如一块土地在使用拖拉机耕地（资本投入）后，单位产量会迅速提升，但在引入第二台、第三台乃至第N台拖拉机时，其产量再度提升的速度会不断下降，直至“升无可升”（投资收益为零）。

“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为了拉动投资，但我们的经济体系已经不需要资本投入了。”许小年表示，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就象粮食产量一样，再想提升需要的“不是去买拖拉机，而是去找袁隆平院士”。在他看来，袁隆平院士所能提供的“高产良种”，恰恰代表着另一种增长模式的“核心驱动力”：高技术含量带来的效率提升。

“供给侧改革”与企业创新

许小年强调，近年来中央政府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方向改变，但社会对这一重大政策方向的改变没有给予充分认识。

这一政策转向有两个基调：一是“新常态”，不要再预期10%甚至8%的高速增长，要接受6.5%甚至更低的经济增速“新常态”；二是“供给侧改革”，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改革的方向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实际上就是多年呼吁的“效率型增长”。

在许小年看来，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一切围绕企业效率提高”的改革，并坦言对这一“要点”，无论社会还是媒体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企业效率提高不需要什么政策，但需要制度保障，”许小年表示，企业提高效率的途径，则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也可以说供给侧改革就是围绕着“如何促进企业创新”的改革。

许小年强调，他在这里提到的创新的定义是“广义创新”：一般理解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被称为“狭义创新”，广义创新是指在技术创新之外，还包括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模式等更加广泛的制度创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相比于智能手机的“技术创新”，京东的电商模式同样是对零售业模式的创新，同时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则是对企业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的创新。许小年坦言，在他看来，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创新，其意义堪比1978年小岗村农民“土地承包制”的创新。

同时他也为“制度创新”和“政策投机”的边界下了定义：凡是可以通过提高效率“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变革，就是值得鼓励的制度创新；而只是在既定社会总财富中“拆东补西”的转移分配，并未带来效率提高与社会总财富增长的所谓“创新”，其本质就是投机。

在演讲中许小年教授毫不掩饰他对深圳的喜爱，认为深圳是中国创新城市的“第一位”，也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创新城市”，“这里的商业环境、创新环境，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在笑言深圳能够成为创新城市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管事少”的同时，他坚定地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良好竞争环境。

企业创新“不以高科技为前提”

与此同时，他向在座的企业家们指出，由于对创新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因此大家在意识到创新转型的迫切性时，又感到似乎落入某种“转型的悖论”：那就是不转型“等死”，转型则“找死”。

许小年认为，这正是因为企业家们错误地把创新“转型”当成了“转行”，似乎不转到高科技行业就不叫做创新。他针对这一现象明确提出，盲目转行确实是“找死”，只有深耕本业基础上的转型才能“闯出一条生路”。

他向企业家们推荐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984年所写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并提到书中他非常赞同的几个观念：一是“创新需要专注”；二是“创新未必需要高科技，在传统行业中照样可以进行”。

德鲁克以1980年代的美国经济数据说明，当时美国的创新型企业四分之三来自传统行业，只有四分之一来自科技行业。“所以不要以为我不是互联网、不是大数据，不懂人工智能就不能创新，”许小年指出，无论是“卖葱卖蒜的，炸油条开饭馆的”，还是“做鞋做衣服的”都可以创新，“创新并不以高科技为前提”。

书中所提到的一项“伟大的创新”来自麦当劳，许小年教授详细介绍了麦当劳的创立者通过对汉堡包生产工序的改造，改变了传统汉堡包手工制造“品质不均”和“效率低”两大产业“痛点”，把一个作坊式的传统行业改造成了风靡世界的“现代快餐业”。

他举了一个类似的中国企业“海底捞”，表示自己在全国各地都去过海底捞火锅店的分店，发现他们的服务“恰到好处”，更难得的是全国各地分店服务的“一致性很高”。

“这表示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一定有它独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海底捞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做了创新。”许小年表示，像海底捞这样的高品质服务，本身又是由点点滴滴的“微创新”积累而成，比如以涮锅边开槽的设计，解决了火锅店的服务“痛点”油烟问题，此类“微创新”积小成多，就成了客户可以体会到的服务品质差异。

许小年表示，他自己的观念是，在互联网时代企业能够运用互联网就尽量去用，但是不存在什么“互联网思维”。他跟马云、周鸿祎都争论过，认为互联网就是人们使用的一个工具，本身并不存在什么“思维”，就像没有“蒸汽机思维”一样。

在介绍了另一家以“大数据+智能制造”模式解决了传统定制服装“缺乏经验”的难题，并形成了“工业化定制服装”模式的企业后，许小年表示，中国制造未来的创新真正需要的，就是像海底捞和这家服装企业管理者一样“专注而执着的笨人”：他们并没有脱离自己的主业，而是在深入研究发现行业“痛点”的同时，以创新的组织管理和技术引进，为自己所处的传统行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像华为这样几十年专注于通信设备，不炒股、不卖楼、不做金融、不上市的企业，你们说技术太高大上了自己做不到。”许小年笑着说，那老干妈辣酱这样的企业，同样几十年不炒股、不卖楼、不做金融、不上市，把一瓶辣酱“卖到全世界”的例子，就没有企业家能说“我做不到”了吧？

与此同时，许小年分析了谷歌等国际企业的“跨界”模式，并认为谷歌做自动架驶汽车，恰恰是基于其“图像和数据处理技术”世界领先的核心竞争力，“谷歌汽车”的本质就是一部“强大的数据处理器”。这跟国内许多企业既没有做过汽车，也搞不清楚图像处理是怎么回来，就贸然“跨界”冲入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作死”根本是两回事。

在演讲结束之际，许小年表示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没什么不确定性”，就是一条非常确定的“L形的长尾巴”。而在这个长尾周期中的企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从传统制造转向研发创新，转向对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专注，“只要中国企业能够不断创新，不断保持活力，中国的宏观经济未来就有希望”。（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详见：http://www.infzm.com/content/12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