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7-03-20

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各国中央银行政策实践为做好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但是，主流经济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作为现实背景，理论的进展也主要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出现的新问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由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到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巨大变迁中，国外主流经济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宏观调控并不完全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如果简单地按照既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政策，很有可能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迫切需要，促使中国货币政策当局不仅要突破固有计划经济禁锢，更要清醒避免唯洋是举、食洋不化，积极突破思想束缚，努力开展政策探索，通过不断解决经济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传导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在顺利实现产出和物价稳定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同时，确保经济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作为与政策紧密相联的学科，现实的挑战始终是货币经济分析理论发展的最大动力。正如“大萧条”和“滞胀”之后，经济理论取得飞跃式的进展，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经济金融运行的机制，使经济更加平稳健康发展并有效避免金融危机冲击。在成功走出“滞胀”泥潭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发达国家进入长达20多年之久的较高增长和稳定通胀的“大缓和”时代，货币经济理论的进展对此功不可没。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以存在市场摩擦和粘性价格等更接近现实的结构特征作为微观基础并进行长期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NNS）获得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认可。以通货膨胀作为最主要目标并（隐含地）在一定规则（泰勒规则，Taylor’s Rule, Taylor, 1993）下仅调整短端（主要是隔夜）利率工具成为各主要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货币调控模式。

但是，货币经济学理论总是与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而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百年一遇金融海啸”冲击下，原本“成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暴露出明显的范式缺陷，以此为指导并成功管理经济的货币政策当局不得不进行大量史无前例的创新性政策实验，这极大推动了理论界的深刻反思。目前，国际学术界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和货币政策调控策略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理论和政策实践来看，各国情况存在差异，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问题。

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探索，逐步实现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即从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以间接调控为主，并逐渐形成了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运用的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就改革经验而言：一是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强调突出价格稳定并兼顾其他目标；二是按照间接调控要求改革完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三是根据发展阶段和国情需要，选择实施数量、价格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模式；四是始终注意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相互结合，重视“在线修复”金融体系，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实践，这一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日臻成熟，不仅经历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而且在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的各个经济周期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调控效果。

中国金融宏观调控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的反思是一致的，有必要加以总结完善。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货币政策面临的约束更加复杂。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跟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经济分析理论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最新进展，充分发挥中国货币政策的成功经验和体制优势，对于做好新常态下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政策实践可能会超前于理论发现。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总是在现实的不断冲击下螺旋式上升，而且货币经济分析的所有现代主体几乎总能追寻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或更久远的古老姻亲。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和货币经济理论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过，作为新兴发展中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仍面临很多挑战。一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有待增强。加强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等领域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是20多年来各国中央银行共同的经验。改革开放前，银行作为社会资金的出纳长期从属于计划和财政，现代意义的间接货币调控也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张晓慧，2015）。因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且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金融功能财政化倾向仍未完全扭转，近期地方债务置换所体现的隐性干预就是直接例证。另一方面，我国宏观调控的制度框架仍待健全，尚未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宏观调控体系。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仍然沿袭上世纪90年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服务于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缺少逆周期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保障。也正因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才明确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要求。

另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协调机制的缺失也为货币调控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金融监管缺位、越位、失位现象普遍，尤其是在“封建式”监管格局下，监管与发展职能不分，经常出现“监管行为宏观调控化”的倾向。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完善情况下，金融机构易于扩大规模，增加杠杆，最终倒逼中央银行救助，以致宏观不审慎。

此外，中国货币政策一直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和促改革缝隙中运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需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国企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金融监管体系、宏观调控框架、微观主体公司治理等方面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克服各种挑战的同时，有必要及时总结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宝贵经验，将具有全球增长典型范例意义的中国模式提炼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也需要清醒认识到，即使是边际上的理论创新也是非常艰难的，而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复杂性对决策者更是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对所有研究者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机遇。

文章来源：财新网；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7-03-20/1010678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