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编者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发展的着力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判断创新驱动转化为新增长动力的衡量标准。本刊特约请相关学者研究了中国、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近几十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为我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借鉴和参考。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实际上，从计算方法上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余值”，即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做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或者创新等“难以衡量”的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前者说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后者说明配置效率下降。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在短期受需求因素影响，而在长期则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后者在经济学理论中表现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正是由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赖于其潜在增长速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由两类因素共同决定：首先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所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都迅速增长，将有利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即使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投入不再增加，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或者生产技术进步都能够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中国在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首先依靠了“人口红利”创造的“机会窗口”——快速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有利于劳动力供给，而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要素积累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潜在增长率保持高位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了以下数据基础：1978～2015年的实际GDP(Y)、实际资本存量(K)（2011年美元不变价格）和人力资本指数(HCI)均来自佩恩表（PWT 9.0）；经济增长率、劳动力(L)和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上，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包括三类。第一种数据，采用PWT 9.0数据集中的中国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指数和实际GDP。这个数据的好处在于，数据直接来源于佩恩表，中国的资本存量和实际产出之间具有可比的口径，但是缺点在于：根据佩恩表数据计算出的经济增长率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略有不同。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第二种数据调整办法，将1978年产出作为基期，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数据进行了调整，这样在保证数据可比的基础上，也能够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第三，PWT9.0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同样提供了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我们直接将这个数据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根据测算，“人口红利”对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平均贡献了25%，全要素生产率对相同时期（1980～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29%。两者相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根据增长核算方程的分解方法，我们可以估算出历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1）。我们发现，各种数据的计算结果均显示：从2008年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具体来看，2007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约为7.24%，而2008年开始全要素增长率却不足3%。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低到1.6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7.73%，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继续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同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随之降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不足0.5%，而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有5%左右。即使采用佩恩表中的TFP增长率，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见图1和图2）。

　　然而，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而抚养比却不断增加，导致人口结构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步转向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已经不能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实际上，根据测算结果，在刚刚过去的5年里（2011～2015），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急剧放缓，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弱。在“人口红利”消失甚至将要出现“人口负债”的情况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放缓的原因分析

　　人口红利减弱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如此同步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放缓，由此带来的效率改进空间也不断缩小。在过去30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无限供给能够保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劳动力投入要素持续增长，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也具有阻止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从而保证充足的资本投入和积累。此外，当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时，也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从人口流动的视角来看，劳动力流动不仅对“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打开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然而，当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人口流动的特征减弱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带来潜在增长率快速下降。我们知道，人口转变是难以在短期内逆转的，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然伴随了人口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生产效率降低的问题。但是当人口红利减弱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妨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也是我们当前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其他来源。除了人口流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外，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都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当“人口红利”减弱的趋势难以逆转时，通过提高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模式将变得不可持续。理论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2%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投入不再增加、资本积累达到饱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有限，最终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决定了实际增长率不可能太高。

　　从供给侧来看，供给侧改革主要包括提高人力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人力资本可以看做是普通劳动力数量的倍乘，提高人力资本等于增加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投入上改善并提高潜在增长率。然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减少那些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可以使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当中国从二元经济结构进入到新古典经济发展时期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因此，通过改革和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与各种试图增加要素投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措施相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将是显著且可持续的。例如，从“十三五”时期开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0.2个百分点，那么“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将从6.65%提高到6.87%，增加0.22个百分点。即使到了2050年末，这一“改革红利”也能够保持在0.28个百分点，并不会出现迅速递减的现象。如果改革力度增强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更大，那么“改革红利”还将成比例随之扩大。

　　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首先，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技上还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可以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在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同时，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次，中国在各部门内部、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也十分明显，如果能够打破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流动障碍，使资源能够获得更好的配置效率，那么全要素生产率还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那些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建立起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市场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然有挖掘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

　　其次，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甚至出现“人口负债”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中国能否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将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体来说有如下领域仍然存在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第一，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机制，创造平等进入和退出的竞争环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即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异，如果减少企业之间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也能够提高生产率。第二，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只有市场化的利率才能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在非市场化的利率条件下，利率不能随着资本回报率浮动，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都低于最优水平，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第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公共政策改革，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可以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通过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10-17/1864522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