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超过了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随着南方国家的官方发展贷款、股权债权融资和基础设施融资迅速上升，南方国家间的发展合作也迎来新变化。

　　如何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来源更好地应用于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并且加深南南合作来促进南方国家结构转型、消除贫困，实现联合国新近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林毅夫在近日举办的北大博雅讲坛（第72期）上，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必须超越发展援助

　　林毅夫提出，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必须超越发展援助。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基础，用赠款和低息贷款的方式进行援助，但由于与贸易脱钩，在助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项目上没有比较优势，这些努力未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型、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组统计数字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共有200个发展中经济体，其中有多达180多个经济体一直处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认为，传统的北南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结构转型效果之所以不佳，主要原因是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某些方面的误导。

　　林毅夫说，多年来，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结构转型，以及基础设施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中的瓶颈。而“华盛顿共识”推行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宏观经济金融危机与财富的损失。加之某些国际组织对于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不够全面，低估了基础设施对长期增长的正面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有过紧的限制。

　　强调发展中国家各自比较优势

　　“南南发展合作应与传统的北南援助不能照搬以往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各个国家都要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开发潜在的比较优势，实现动态的比较优势，最终达成互利共赢。”林毅夫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

　　林毅夫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应该甄别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和增长瓶颈，将贸易、投资、优惠贷款与商业贷款相结合，用多管齐下的方法来消除增长瓶颈，推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以此作为南北和南南发展合作的“药方”。

　　他提出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用以研究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和能够因势利导的有为的政府。比如，如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工业园区，将来自南方国家的资金用在援助这些贸易行为，并与民间投资相结合的办法，会更接近市场行为，从而达到互利双赢的效果。

　　南南国家共同学习与协同转型是互利共赢模式

　　相比较而言，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双向学习伙伴关系是建立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上，而不是援助与受援的关系。重要的是，双方都可以对对方说“不”。中方不盲目接受宏观层面的理论或任何条件，具有理论上的自信、政策上的自主权，同时也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南南国家‘共同学习与协同转型’的模式正是基于市场调节以实现互利共赢的模式。”林毅夫指出。

　　与此同时，林毅夫认为，我国在实施南南发展合作方面也存在短板与不足。首先是理论和法制方面的欠缺。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对外援助法或南南合作法，外交理论与经济理念脱节，政策不够透明，公民的参与监督程度有待提升。其次是中国资助的工程项目应当实行招投标，在实践中应当依据东道国政府的规定，适当让利给当地的中小企业，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再次是有些中国企业在遵守当地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的标准方面做得不够好，业绩不良，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资质管理、培训、监督。

　　为此他建议，中国应建立一个针对参与南南合作和北南援助的伙伴、银行、企业的评估、排序、监督体系，动员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媒体参与，希望有助于改变国际发展援助的思路和方式，助推中国与国际发展进行合作。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10-10/1863366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