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6-11-28
2016年11月17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方正证券公司协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本期会议主题为“结构转型和经济周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主持会议。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受邀主讲。
从快变量驱动转为慢变量驱动的增长
沈明高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从快变量主导的增长转变为慢变量主导的增长。快变量主要是投资和出口；而慢变量包括了几个方面，比如创新投入、新经济以及消费和服务业等。2011年到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了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5.5个百分点。制造业受出口、投资影响比较大，所以是快变量主导的部门；服务业是消费，相对增速慢，属于慢变量主导的部门。
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占比快速上升的时期通常都是制造业增长速度放慢或者衰退的结果。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发生在2012年以后，恰恰是中国经济放慢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服务业占比上升是一种衰退性的结构调整，是制造业衰退的结果。
从国际上看，当一个经济体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0%左右时，GDP平均增速在4%—6.7%之间。从2015年G20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占比50%对应的全球平均增速大约为4%，当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60%，平均增速只有2%。因此，中国6.7%的经济增速已经处于历史经验值的高端了。
尽管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上升，但今年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动能，财新智库的两个指数都反映了这一点。第一，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这一指数是比例的概念，即在总的投入里新经济大概占多大比重。官方PMI与中国新经济指数在很多月份都呈负相关。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新经济指数连续下降至30以下，制造业增长挤压新经济的空间。第二，京东天灏中国消费线上指数。过去6个月线上消费最快的10个行业中，有6个与房地产相关，说明今年GDP的反弹主要依靠房地产业。但是靠目前的传统行业支持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GDP依然面临下行的压力。
服务业占比上升使潜在GDP增速降低。传统道格拉斯函数假设经济里不同部门是同质的，所以人均资本存量是决定GDP的最根本因素。按照这个模型测算，2015年中国潜在增速是7.5%。但这个结果是高估的，没有考虑到服务业占比提高带来的影响。服务业的人均资本产出比较低，当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同样一个单位的劳动力不可能产生同样多的GDP。因此，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服务业占比（具体用服务业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后，测算出的中国2015年潜在GDP增长速度只有6%。就未来10年潜在GDP增速的大致趋势而言，若不考虑服务业占比的扩张，采用传统生产函数模型预测，2025年潜在的GDP增速为5.0%。若考虑服务业的影响，则降为4.0%。
实际情况中，中国经济的改革与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红利能够达到2000年-2010年的程度，服务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那么根据有改革的基准情景测算，2025年潜在的GDP增速可以达到5.5%。但是改革的力度和影响程度究竟如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经济存在14个季度短周期
张斌发现，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均呈现出一定短周期性现象。他将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变量分解成趋势性成分、周期性成分、季节成分和不确定冲击成分。每个成分背后有不同类型的驱动因素。2001年以来，M2、工业增加值、CPI、PPI都经历了四个短周期，当前处于第五个短周期的上行周期顶部。GDP周期自2013年以后消失。总体而言，有些周期长一些，有些短一些，平均来看每个短周期耗时14个季度。
宏观经济最主要的波动来自于投资，而投资最主要的波动往往来自房地产投资。2001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和房价都经历了四个短周期，并渡过了第五个短周期的上行周期顶部。
综合观察，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第一，从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的二季度，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都经历了四个半宏观经济短周期，平均每个周期14个季度。第二，价格类变量的周期性运动轨迹清晰且鲜有违背周期运动规律的现象，尤其房价最规则，非常平滑，其次是CPI和PPI。金融类变量（M2）和销售变量（商品房销售）的周期性运动轨迹清晰度次之。产出和投资变量（工业增加值、GDP、房地产新开工）的周期性运动轨迹更加模糊。第三，由于不确定冲击的影响，周期会被暂时性地打断、拉长、放大和缩小，但不会消失。
在对数据做进一步标准化处理后，可以看到六个现象： M2增速与房地产销售的波峰和波谷基本同步；房地产销售明显领先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与房价运动轨迹同步；房地产投资与工业增加值大致同步；工业增加值领先CPI；CPI的波峰往往对应M2的波谷。
上述周期性现象的大致逻辑如下：因种种原因M2增长，整个社会购买力提高，推动了房地产销售的提高；大约过两季度后，可以看到房地产价格上升；再过一个季度，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提高；然后整个工业增加值上升，并向更广泛的价格水平传递；两三个季度后，CPI到达高点，央行面临压力，对货币政策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央行一旦加息紧缩信贷，整个广义货币就会收缩，然后进入负向循环。这样循环一圈平均是14个季度，有时候长、有时候短。
在整个周期的循环过程中，有两个变量最重要，一个是跟M2相关的货币，另外一个是房地产。14个季度周期循环中可以看到，房地产跟信贷的反馈带来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现实情况中，房地产调控政策、超预期的货币政策取向、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都会影响周期的变化。这些上下扰动加总往往归零。很难说所谓稳定的政策是加剧还是减少宏观波动。另外，从预测的角度来看，这种周期性对价格轨迹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对产出的预测。
富国基金首席经济学家袁宜也分享了他对长期增长动因的研究成果。他指出，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地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对经济增速影响程度最大的变量。它决定了潜在增速下台阶的时间，同时对整个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幅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当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时，潜在增速就会偏高。当这一转移结束，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时，潜在增速会下降。从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的历史经验都可以看出，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拐点的出现和经济增速下台阶时点相一致。
中国经济增速会面临三个拐点：人口结构的拐点、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的拐点和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拐点。经济潜在增速在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出现拐点时下行幅度最大。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发生在2010年，人口红利窗口期已经关闭。仅看统计数据，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的拐点还没有出现。截至2015年底，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为28.3%，似乎还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但这可能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数据显著高估。中国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拐点发生在2012年。在这之前，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带来了中国潜在增速的高增长期。2012年开始，第二产业没有办法吸引大量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同时第二产业也释放出一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加之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去产能阶段，更推动了劳动力转移。
根据国际经验，经济第一次减速将出现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10%-15%的时候。如果统计数字有偏差，即中国已经开始经历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的拐点，则中国同时出现了三个拐点的叠加。可以推测，经济平均增速将从10%降到5%以下。人口是个慢变量，而且趋势性非常强，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其他看法
刘世锦认为，世界各国的增长速度和竞争优势都不一样，这和其所处的生产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以制造业为主，生产率相对较高；美国经济包含了具有自身竞争优势的高生产率行业，包括高生产率的服务业，比如金融业、文化体育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IT等高技术产业的上游环节，还有高效率的农业。中国进入中速增长期以后，增长率能有多少，将取决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保留了多少相对高生产率的部门。例如，若制造业比重比较高，将会带动更多的投资。未来中国到底能有多少高生产率的部门，哪些部门将来会有竞争力，将需要经历一个竞争、分化、转型升级的过程，才能有一个较为清楚的格局。现在改革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通过针对性强、行之有效地改革，使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后，能够逐步形成一批高生产率的部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指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年-2008年之间比较高，之后有所下降，原因主要有5点：第一，劳动力转移。由于农民工和城市人口的工资不断接近，按照收入水平加权，劳动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只是数量效应；第二，开放的溢出效应下降；第三，人力资本上升；第四，科技进步；第五，其他影响因素，包括规模效益下降，而规模效益下降是个结构性问题。未来提高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要靠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从消费和服务业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首先，投资是少数人的决策，在中国的体制下，短期见效快。而消费是分散决策，比较理性，而且没有规模效应。所以，受体制制约，中国消费要比一般国家增长得慢。如果体制不改革，消费替代投资的进程就难以加快。其次，服务业是分散消费，所以人口集聚是服务业最大的需求点，如果体制阻碍城市化，不但提前导致人口红利丧失，也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则论证了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接近周期性底部：第一，国际经验值；第二，市场周期性指标，包括出口、库存、制造业投资、房地产等都已经见底。第三，在目前的供求状况和产出缺口下，经济已经接近潜在增长率。第四，从区域角度看，中国东部省市包括浙江、广东、上海等，已经展现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新常态、构筑新的增长平台的迹象，但东北等省市则可能难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呈大L型，中间可能会有小周期的波动。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可能会是滞胀阶段。投资明显回落要到明年二季度以后，且房地产投资回落不会很深。目前的政策应该保持中性，既不要过松也不要过紧，要更多的放活，加快供给侧改革。
文章来源：财新网；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6-11-28/1010198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