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籍贯山东省单县，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多年，现为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下面是《中国企业家》（简称CE）与韦森的专访对话）

　　你在给企业家讲课的时候有没有和他们进行过交流？他们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韦森：最近几年，我接触了大量的企业家，大都是一些成功企业家，也和他们有过很多的交流，我发现他们目前的心态非常复杂和焦虑，都抱怨说目前中国的企业很难做。大家都知道四万亿刺激计划，其实在那一轮刺激中，政府财政上并没有出多少钱，主要是来自银行的贷款，这就导致各类实体企业的负债都非常大。除了企业的负债规模庞大以外，企业的税负也很高，劳动力成本又不断上升。2015年8月11日汇改后，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了一些，但相对于其他货币还在升。

　　总之，贷款利率高、税负高、劳动成本高以及人民币汇率虚高，这“四高”因素叠加起来，使中国企业的日子目前很难过。眼下一些外国大公司正在从中国撤资，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往东南亚转移，也有一些企业家和国内成功人士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去投资买房，资本外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在这“四高”里，最关键的是利率高。按照中金公司梁红团队的研究，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加权贷款平均利率为5.3%，民企贷款平均利率已经高达9.9%，再加上近50月的PPI为负，导致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要高于10%。这样高的利率，哪个行业和哪个企业靠贷款投资还能盈利？谁还敢贷款投资？这也导致中国目前的投资主要是一些由政府推动的基建项目投资，这些项目几乎都不考虑成本和收益。不过，这类投资将来就不需要还贷？但是，决策层和经济学家，有几个人认识到高利率是民间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呢？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宏观政策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韦森：第一，央行要降准降息，减少目前企业的债务和还款负担；第二，要给企业减税负；第三，不要去保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随国际上市场的供求而贬值。这三条宏观经济政策措施，都旨在保企业的竞争力，拯救中国的微观经济单位。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降准降息，尤其是降息。多年来西方国家央行的基准利率都是接近零或者负的，企业贷款利率也很低，相比之下我们经济在下行，企业在亏损和倒闭，但银行贷款利率却又如此之高，企业投资怎么会不下来？如果我们把央行的基准利率下降，不要求下降到西方各国央行那样的零或负利率，即使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几，企业负担一下子就轻了许多。让大量企业活下来，中国经济才有未来。企业强，国力才强，经济才会真正有长期增长。

　　2016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已经达到了149.05万亿元，你提出的降准降息会不会导致流动性进一步泛滥？

　　韦森：这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目前的宏观政策到底是“宽财政，紧货币”，还是“紧财政，宽货币”？这是两条完全不同宏观政策思路。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实际上我们又采取了一波超强的“伪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

　　这主要是指，自2015年第四季度到2016年1月份，发改委又批了8万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而这一波投资又基本上都是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到目前为止，这一波已批的投资项目已经超过了十万亿了，比2008-2009年的“四万亿”规模还大一倍多。这不是去杠杆，而是在加杠杆！在目前中国的负债率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负债率已经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情况下，政府还要再猛投资，再加杠杆，这岂不是让一个吸毒很深的瘾君子再猛抽鸦片一样？这样宽财政的宏观政策，也绑架了当下的货币政策。央行还没进一步量化宽松降息降准，投资贷款和社会融资就猛增了，央行还能再宽货币？货币不宽松，法定存款准备金在17.5%的高位上居高不下，货币市场上供给仍然很紧，中国经济体中的真实利率又怎么会降得下来？这实际上等于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

　　第二个问题是，近10年来，中国的广义货币增加了100万亿元，翻了两番多，原因是什么？货币都是央行“超发”出来的吗？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而是人云亦云地骂央行。实际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不明白现代社会的“货币内生原理”，即广义货币主要并不是央行放水放出来的，而是商业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结余在商业银行的储蓄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的M2只有40.3万亿，到2016年6月份就变成了149.05万亿，净增了近109万亿，这些钱都是央行发出来的？这实在是冤枉了央行。央行实际上从2007年起就一直致力于控制通胀和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把2007年的9%的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提高到2008年17.5%。2008年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启动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称法准金）稍微降了一点，也仍高达15.5%。2011年后，央行又通过13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准金，一度达到2012年的21.5%，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这怎么能说央行在超发货币呢？自2014年年底，尽管央行降了5次准，到现在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准金仍在17.5%的高位，央行在控制向市场进行基础货币净投放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总之，央行能控制向市场的基础货币正投放，但却控制不了贷款。虽然央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商业银行贷款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各银行不要发放贷款，但经济形势不好，审批部门大笔一挥，几万亿、十万亿元的基建项目批出去了，商业银行能不贷款吗？政府发现经济要下滑了，要保增长，又来一波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总需求的宏观政策，地方政府随之就要求商业银行发贷款，这央行能管得了吗？

　　所以，控制广义货币快速增长的关键是要控制批项目，不能一边批项目，再一边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那只会加杠杆而不是减杠杆。杠杆高到一定程度，当投资要清算的时期，企业和地方政府还不了银行贷款，金融风暴就要来了，就可能会出现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大萧条。

　　要救企业就要发货币，但怎样才能保证发的货币最终能够到达需要这些货币的企业手中呢？

　　韦森：新发的货币不需要到达新增投资的部门中，才能真正救现有实体企业，这才是其中的道理，这也正是我和其他经济学家观点不同的地方。因为钱一旦真的到了实体部门即新建项目投资那里，那实体部门一定会扩张，加杠杆。央行应该通过降准降息增发基础货币，不是再来一轮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而是在中国经济的目前发展阶段上先消化上一轮四万亿投资所造成的后果。降准降息只是为了降低实际利率，降低利率是为了降低现有企业的还款还息负担，让这些企业活下去。等他们过了这道坎，再来谈产业升级，再来谈投资。

　　另外，只有利率和税收降下来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有了盈利机会和可能了，他们才会真正需要贷款来投资，这样的投资才是有效率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才能走出目前一看经济下滑就增加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又不断变成银行呆坏账的死结。所以，目前适宜的宏观政策恰恰应该是“宽货币、紧财政”，而不是“宽财政、紧货币”，因为眼下的宽财政实际上就是宽投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一轮十几万亿的项目投资已经批出去了，央行又该怎么做呢？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说宏观政策一错再错的原因了。

　　如果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转向救企业，让企业度过了眼前的难关，那中国经济还会恢复高速增长吗？

　　韦森：几乎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像蒸汽机、内燃机、航空航天技术这样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

　　根据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全球经济每40年到60年就是一个增长的长周期，由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一波高的经济增长，这个高的增长完成之后，就是一个大的增长萧条期。然后，再来一次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再迎来一波全球的强劲经济增长，紧接着又是一个衰退。按照这个理论，我们正处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末端的衰退期，而第四次技术革命目前还没有看到到来的苗头。

　　在这种情况下，讲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只能局部的，甚至只能是美好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经济大致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工业化过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事实上，欧洲经济已经衰退十年多了，日本经济衰退已经超过20年了，美国经济经过这几年有些复苏，但主要是消费增长带来的。这样的国际环境也决定了中国经济靠外贸出口来实现强劲高速增长的空间很小了。

　　因此，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走势可能不是L型，而可能是一个阶梯型。这个阶段其他东亚经济体甚至德国的二次战后也都经历过。日本经济自二战后高速增长20多年后就下了三个台阶，从1952年到197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9.2%。在它完成工业化过程之后，经济增速下降到3.9%。到1996年东亚危机之后，又降到现在平均不到1%的增长。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中国大陆也可能会重复同样的发展路径。

　　对于宏观政策，你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韦森：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了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初心。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市场经济，这一路突破了多少思想禁锢。我们好不容易用了38年才走到了今天，但要毁掉这一切，可能两三年就够了。一定要记住，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市场经济，才有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才有今天中国的巨大成就。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有市场交易才有经济的增长。但是东西方的人类近代历史也表明，市场必须有良好的法制，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的。

　　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并不缺经商精神。如果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能加上英国的普通法制度，那等于张无忌学了九阳神功又学了乾坤大挪移，绝对天下无敌，中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成功都是例子。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渐引进了市场经济，放弃了计划经济，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发挥出来了，但可惜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却仍然还没到位。比如，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提出要建立法治社会，但企业家现实的感受却离法治社会还有差距。法制不健全，中国的法治建设还任重道远，这实际上也会影响到企业家的信心和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详见http://econ.cssn.cn/jjx/jjx_gd/201609/t20160920_32068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