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日本证交所的交易员们忙碌着。股市的虚假繁荣最终成为泡影。
1992年8月18日，日本股民永远不会忘了这一天。当天，日经平均股指降至14309点，比三年前38915点下降了63%，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股市的虚假繁荣最终成为泡影，但灾难才刚刚开始。此前，相当数量的日本企业把巨额资金投资于股票市场，于是大量企业因股市崩盘而破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开始急剧上升，日本普通居民也因为投资于股票市场而损失惨重。总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价格水平快速下降，银行又忙于处理不良贷款而紧缩信贷，导致流动性枯竭。日本经济跌到了冰点。
危机当前，时任首相宫泽喜一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其中包括多项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部门的改革方案。很快，日本实体经济和股票市场都出现复苏迹象。企业库存调整等进展顺利，价格水平稳步回升，股指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反弹回了2万点。
刺激政策给人们带来了信心，却带走了警惕。当时的日本各界普遍认为，这次危机只是“平成景气”的一次波动。日本政府也给予了经济下滑已见底的判断。至此，许多重要改革被搁置，不再有人关心企业部门和金融系统中存在的根本性缺陷。随着财政刺激效果减弱、产业转型困难和金融改革停滞，个人消费进一步萎缩，日元升值压迫企业收益水平。经济复苏就此停滞，重新回到了危机状态。
这就是一轮典型的CRIC周期。CRIC周期最初由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费尔德曼提出。他主要借鉴了经济学中的用来分析动态价格波动的蛛网模型。CRIC周期始于危机又终于危机。它由四个关键词组成：危机（Crisis），应对（Response），改善（Improvement），自满（Complacency）。
首先，经济遭到负面冲击并出现危机，然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会以各自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在这些应对措施的推动下，经济指标开始向好。但是，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往往会满足于这些措施的短期成果，继续实施改革的动力减弱。这会导致改革减速，甚至出现改革停滞。由于经济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新一轮的危机也就孕育其中。
目前，这一分析方法已经拓展到了诸如能源政策分析等具体产业领域。同时，CRIC分析框架还用于分析发生在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等国的一些事件性经济问题。CRIC分析框架简明扼要，思路清晰，能够描述周期的全过程及其内在演化逻辑。费尔德曼用CRIC框架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日本经济问题。该框架对当时日本经济中出现的很多现象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更重要的是，CRIC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带来新的启示。
CRIC分析的前定条件
CRIC周期分析源于费尔德曼对日本经济现象的归纳和总结。但CRIC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还需具备一些前定条件。简言之，CRIC分析框架的前定条件主要有两条。
第一个前定条件是假定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但经济表现会立即对改革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CRIC周期中的“应对”阶段既包括应急性政策，也包括结构性改革。显然，无论是应急性政策还是结构性改革方案，都不会立刻对经济带来影响。哪怕是短期刺激政策，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反映到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指标上。另一方面，经济表现却会立即对改革产生影响。上述假定保证了CRIC分析框架的连续性。
CRIC分析的第二个前定条件规定了改革与经济的影响方向，即假定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会抑制改革。也就是说，改革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向是相反的。显然，这里提到的改革指的是应对危机的措施，其中包括各类刺激政策。
结合两个前定条件，就可得出CRIC分析框架的总假定：当期的改革会导致下一期的经济增长，但当期的经济增长却会阻碍当期的改革进程。
CRIC周期的根源
简单来说，CRIC周期之所以会存在，主要是因为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这会使得一国经济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最终，一国经济要么在外部冲击面前变得十分脆弱，要么因为自身矛盾的积累出现危机。而要理解CRIC周期存在的根源，关键在于说明为何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
在CRIC周期中，危机时期是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最佳窗口期，但往往缺乏实施改革的经济条件。经济危机会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经济秩序。此时推行改革的动力最大，阻力最小。但在危机时期，羸弱的经济无法为结构性改革提供足够的过渡成本。这种情况下大力推行结构性改革不但无法应对危机，甚至有可能加剧危机。
因此，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往往包含两部分，应急性措施和结构性改革。许多历史经验也验证这一点。例如，美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方案中，既包括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也包括一些重大金融监管改革，如2010年推出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强化金融监管。有些结构性改革则含有一定的强制性。2011年希腊债务危机升级，国债收益率飙升至15%。此时的希腊无法在公开市场筹集到所需资金，被迫转向欧盟和IMF求助。作为接受欧盟和IMF救助资金的条件，希腊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削减政府支出和反腐等。
私人部门在应对危机时也要做出同样的选择。一方面，包括银行在内的私人部门要实施许多应急性措施。例如，企业会选择减少产量或裁撤员工，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紧缩信贷。另一方面，私人部门也会为做出结构性改革。例如，企业会尝试提高内部管理效率，金融机构则会加强风控管理。同时，私人部门往往会面临来自政府的改革压力。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金融服务管理局就要求银行部门改革会计制度，增加银行的透明度。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贷款会计制度，这涉及到贷款、相关信息披露和逾期贷款的会计处理原则。
这看起来简直是天衣无缝的配合。应急性政策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并阻止经济下滑。结构性改革直指深层次的根源，并清除经济结构中的痼疾。在危机初期，通过实施刺激性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必要时还能采取临时性的管制措施。在应急性政策的配合下，政府和企业部门就可以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如此一来便可标本兼治，两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应对危机。
但问题在于，一旦危机信号解除，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就会显著下降。这是人们产生自满的根源，也是自满的本质，即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下降。人们并非单纯的满足于改革现状，更多是缺乏持续推行改革的动力。因此，虽然良好的经济表现可以应对结构性调整带来的冲击，但此时推行改革的动力却大大下降，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增加。至此，结构性改革会减速甚至停滞。
不仅如此，应急性措施与结构性改革之间还可能存在矛盾，由此导致结构性改革受到阻碍。例如，应急性措施往往意味着政府干预市场，而结构性改革则可能需要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应急性措施虽然能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但却在强化市场主体对政府干预的依赖性。这显然与结构性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业改革便是如此。一方面，日本政府大力推行银行业改革，通过提高会计标准等措施加强银行部门的经营稳健性，并增加银行经营透明度。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危机期间为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一般不允许银行倒闭，而是采取银行合并等措施，利用实力较强的银行扶持濒临倒闭的银行。有时政府还会采取直接向银行注资的方式，避免银行倒闭。大范围的政府干预和国有化并没有提高日本银行业的效率，反而增加了银行的道德风险，并最终导致大批僵尸银行的出现。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阻碍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例如，费尔德曼曾指出，日本的政局不稳定是影响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经笔者统计，1992年到2000年间，日本先后共上台6位首相，平均任期仅为18个月。其中，首相羽田孜的任期仅为2个月。21世纪初期，日本推行结构性改革最快的时期，恰是小泉纯一郎连任的5年。由此可见，稳定的施政纲领对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起着重要作用。
超越CRIC周期和对中国的启示
处于CRIC周期中的经济体并非一直停滞不前，而是体现出一种周期性的稳定。相比于CRIC周期，“CRIC陷阱”或许能更清楚地描述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所面临的困境。日本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有足够强烈的愿望，希望经济能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但每次经济出现好转，改革的动力就下降一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无非就是应急性措施配合结构性改革。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无助于日本走出CRIC周期。
要想真正超越CRIC周期，就必须弱化结构性改革与短期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危机往往都是改革的契机，但推行改革的动力不能完全来自危机造成的紧迫性。一旦结构性改革与短期经济表现挂钩，短期经济企稳就会减弱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就会减小。为避免这种情况，政府一方面应该公开承认并重视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要选择一个或几个适当的领域，作为长期改革的突破口。这样就能让结构性改革与短期经济表现脱钩，帮助经济体走出CRIC周期性循环。
中国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不排除中国有可能陷入CRIC周期的可能性。当前的中国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日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房价高企，资本市场火热，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这些特点都似曾相识。一旦陷入用短期增长目标衡量改革成果的泥潭，中国就很有可能进入CRIC周期。
当然，中国与当时日本也有很多根本性的不同。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有稳定的政局和施政纲领，中国政府也有足够强的执行力。现阶段的大力反腐正逐渐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为推行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应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同时弱化对短期增长目标的强调，从而避免陷入CRIC周期。
文章来源：澎湃研究所；本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3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