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智库》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公共政策最终由公共决策者选择。现代国家的决策应该是科学的、法治的和民主的。公共决策需要勇气,有着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往往就在于此。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判断力,推动着一些难度很大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勇气,选择难度极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无法完成“临门一脚”。
政治家的勇气显然不是莽夫之勇。公共政策的选择必须是科学的。根据现代社会分工的需要,科学决策离不开科学研究,离不开智库力量的支持。科学研究过程,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会有分歧。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对某个问题的认识程度不同所致。对信息掌握的不同,研究方法选择的不同,都可能带来歧见。科学研究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行规。
社会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是有了成见来找论据。这种支离破碎且逻辑不见得严密的论证本来不应有什么影响力,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被操纵的某些社会科学研究所带来的损失可能是无法弥补的。当年的一些研究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披上社会科学研究外衣的人员,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采取了轻率的做法。在这些人中,有的仍自鸣得意于当年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但有的因为年岁的增加,对既往所作所为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声誉就可能大受影响。
从社会科学的繁荣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就某个政策的选择达成共识,而是脚踏实地真实客观的研究态度。没有这样的研究态度,研究过程就很容易被操纵被扭曲,公共决策者也容易被误导。认认真真地尊重科学研究规律的研究,即使有不同的结论,无论是对社会科学的繁荣,还是对公共政策的选择,都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包容性的,只要是实事求是的,脚踏实地的研究,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所有研究一样,社会科学研究也可能犯错,这是科学发展规律。没有错误,进步也是不太可能的。对待这些错误,就需要有发展的眼光。社会科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只能是“盲人摸象”,每个人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好,社会不应苛求每个研究者。不同层面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无限接近最终公共决策,但不可能取代公共决策。公共决策者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进行取舍的过程。
当然,决策过程还会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因素。有为的政治家能够选择合适的公共政策。这里必然充分体现公共政策选择的艺术。这种艺术对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是不具备的。甚至于,对不同层次的政治家来说,这种艺术也体现了他们的不同眼光,也决定着未来他们的历史地位。
公共决策的法治化和民主化是从程序上防止公共决策者犯大错的机制。决策者同样是人。人性共有的弱点在他们身上同样会体现。现代社会走上法治民主的轨道,就是充分汲取既往教训的选择。程序替代不了公共政策选择中的艺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原则非常简单。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用代劳;市场做不好的,政府能够做得更好的,政府才可以去做。可是,一到现实,公共政策的选择就充满了争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就为是否挽救AIG(美国国际集团)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可能影响,都需要在决策中充分考虑。这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公共政策选择难题。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加复杂。一些本来市场可以有效运作的领域,政府却在起作用。由于价格体系的不尽合理,市场指标在正常时期还难以充分反映政府活动的低效率。
但是,一旦经济条件改变,一些本来运转正常的领域就可能出现大量僵尸企业,吞噬社会资源。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清理僵尸企业也会遇到社会稳定金融体系稳定等难题。在什么时候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以及如何规范,都是难题,都需要公共政策选择的艺术。高超的决策艺术应该体现在问题未出现之前就把问题解决了,“治未病”才是公共政策选择艺术的最高境界。
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中还经常充斥着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的争论。当某个经济社会问题出现时,有人说是市场因素过多利用的结果,有人则坚持是市场开放程度不足所致,大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势。这样的争论很难达成共识。特别是,当某些争论夹杂着利益因素之时,公共政策选择的艺术就显得特别特别重要。
决策者必须通过不同的研究成果,辨别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成分。在这个关键时刻,智库作用就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最终决策之间需要加上桥梁,让纯学理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有机会转化为决策影响力,让此间不应有的“天堑”有机会变为“通途”。市场化改革中,新的利益格局在形成,各种利益集团是在较量之中求得平衡的。
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共决策者,不可能所有领域都精通,在这个时刻,能够帮助决策者梳理不同社会科学成果的智库作用就亟待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舆论五花八门,在这个舆情可能影响决策的现代社会中,智库实事求是的立场,对于公共决策者才是最重要的。唯有如此,公共政策选择的艺术才能达到其应有的境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这也是社会价值得到体现的一种方式。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5-10/183785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