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卓勇良，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浙江制度变迁、浙江精神等，具有30多年浙江经济研究经历，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并著有多篇论文，参与课题。主要著作：《空间集中化战略》、《政府改革》、《挑战沼泽》、《浙江最优制度变迁进程分析》、《解放思想-浙江改革发展的根本经验》等。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直白地说正处于一个重大拐点上。此前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往后或将越来越依靠消费。
超常规下的非正常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投资推动在2009年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对GDP增长贡献高达79.7%，2001至2013年算术平均为51.5%；净出口推动2005年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次高，对GDP增长贡献达22.6%，最高是1990年的34.2%。
对于出口推动，还不能仅看净出口数据，因为这会低估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一年在北京参加形势分析会，一些学者怎么也不相信国家统计局关于出口对GDP推动较低的说法，原因就是这个“净”字。这里显然还应看出口相当于GDP的比重，2006年这一数据最高，以人民币计算，相当于GDP的35.9%。2000年以来，出口相当于GDP比重，基本都在20%以上。30年前读商务版3册本萨缪尔森《经济学》，其中有大国经济对外贸易通常不高于GDP的5%的说法。在受古典经济学熏陶的大牌教授眼里，出口对大国经济推动很有限，只是中国太特殊。
正是在这一局面下，消费不仅推动作用较弱，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牵制作用也较弱。中国经济因农村劳动力长期大量过剩，工资难以较快增长。这时如果出口规模长期较小，经济增长将因消费不足而放缓，同时也使得消费占GDP比重不至于降到较低水平。一些人均GDP较低国家，消费占GDP比重也可以大大高于中国，印度2012年消费占GDP的69%，比中国高近20个百分点。然而在出口推动较强，以及出口相当于GDP的比重较高情况下，即使国内消费增长滞后，经济也能较快增长。
消费蜷缩由此而生，中国经济越来越远离他的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从最高1979年的85.0%，降到最低2003年的36.4%。2000至2012年，消费对于GDP增长的推动作用，算术平均仅为45.3%，这在全球各国而言是一种非常低的状况。我利用日本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分析美英日等37个国家消费比重发现，2012年，消费占GDP比重低于50%的仅沙特、新加坡和中国，其中中国49%，与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致，其余34个国家均高于60%，其中28个国家的消费占GDP比重高于70%。
由此可见，消费推动作用弱、消费占GDP比重低，应该说是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下的一种非正常状况。如果错把非正常状况，当作中国经济进入常态化发展时期的正常状况，显然有可能出现判断性错误。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出口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已不可能再现2000年以来20%左右的快速增长。这里主要有3个因素：首先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这里有人民币升值，要素价格上升，以及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因素；其次是出口增长空间逐渐受限，中国商品出口2013年已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1.8%，相当一部分商品占全球出口比重已相当高，多种形式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不断出现，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的挤压增强；第三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崛起，全球近3年商品出口增长快于中国的有10个国家和地区，2000~2012年，全球服装出口年均增速高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有5个，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快于中国的有13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增速回落，对于中国经济具有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坏消息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因外部需求缺失而有较大回落，投资增速亦相应降低，今年1至5月份，全国投资增长17.2%，工业投资仅增长14.0%；浙江投资增长16.8%，工业投资仅增长6.5%。好消息是增强了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多层面联动机制，倒逼改革，促进浮躁心态转向坚实，加强节能减排，促进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里还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投资之所以还能较快增长，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及政府投资仍在较快增长，而这或将难以为继；二是工业投资增长明显较低，而这部分投资以民营企业为主，市场机制正在促使其降低投资增速。失去了出口较快增长，以及相应的出口利润，且经济增长总体放缓情况下，今后的投资快速增长，就市场经济内在规律而言，应是小概率事件。且在产能过剩，甚至局部基础设施效率较低及缺乏相应现金流（生成）情况下，投资过快增长亦非佳音。
消费增长的契机
正是在当前这一时点上，消费增长开始有诸多利好，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契机，这就是相对投资规模下的、跨区域流动的第二产业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全国农村居民收入自2007年开始加快，至2013年实际年均增速9.2%。分配的变化和沿海地区工业部门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关。未来一个时期，剔除货币增发效应和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平均数效应后，居民收入增长虽不一定快于前期，但快于当年GDP增长应是大概率事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或将稳步上升。
2003年以来，消费对于GDP增长的推动，在落到最低点的36.4%以后，开始逐步上升，目前已连续3年高于或相当于50%。今年1至5月份，全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5%，仅比去年同期稍有回落。而今年1至4月，全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品总额增长甚至略快于上年同期。我前些天在绍兴市调研，市旅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以来星级酒店稍有减少，总床位增加较多，客房率上升10个点，投资增长35.7%。我立马说，一股暖流啊！惹得哄堂大笑。
林毅夫最近提出，不同意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他的理由是，消费固然重要，但还是得靠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有足够的收入增长。林毅夫还认为，如果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费，几年后居民储蓄用完就需要举债，远期会有债务危机。应该说，未来一个时期的消费增长并不如林毅夫说的那么悲观。首先，消费增长来源并非储蓄，消费刺激亦非主因，主要还是分配变动下的收入增长所致，而这和东南部沿海地区工业部门劳动供求状况有关。其次工资增长压缩企业利润是事实，但这只是将原本过高的利润压缩至市场均衡水平而已。1998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失去这种快速增长的利润，不至于令企业过不下日子，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健康。为什么现在一些企业非常难受，叫得厉害，无非是短期内难以适应这种激烈变化而已。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非只有投资一条路，工资较快增长也将形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压力与动力。从要素供给端促进企业改善管理、加强技改、减少支出，提高企业素质；从市场需求端拉动和改善企业销售，提高产品品质档次，提升产业结构。而所有这些，无疑均将加快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且促使投资效率加快提高。日本经验表明，工资加快提高、收入占GDP比重上升，与工资增长滞后、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一样，均能促进经济增长。1961至1975年，日本受雇佣者所得占GDP从39.5%上升至55.2%，同期GDP增速高达8.7%。
劳动生产率提高亦具有较大空间和潜力。当前全国劳动生产率按现行汇率，大致为日本的1/6、美国的1/8，有较大上升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至2013年，全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8.3%。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从低效率传统部门向高效率现代部门的转移。虽然今后一个时期这一转移不可避免地将放慢，但目前全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仍达30%多，而日本1990年已仅5.9%，所以这方面的效率提高仍有较大潜力。再加上后发经济较快的技术进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显然不至于太慢。当然，这里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乐观判断，是仅就近七八年而言，长远或有较大问题。
让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从投资和出口推动为主，事实上正在逐渐向消费推动为主转变。这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常态化发展的一个良好趋势，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最好注脚，更是具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坚实支撑。
关于经济发展以消费为主导的定义，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于50%，但这有可能是在消费占GDP比重较低情况下实现；二是消费占GDP比重大于50%，但在这一情况下，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份额也有可能小于50%。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消费不仅占经济生活主要地位，且对经济发展也有主要推动作用。第一个条件目前已满足，2011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4.4%，2013年虽下降至50%，但今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在提升”。第二个条件目前正在接近，2012年消费率已达49.5%，今后若干年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以及出口放慢后GDP增长与国内经济社会联动增强等判断，消费率超过50%应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消费主导的发展时期，不仅仅是定性判断，更具有统计分析支撑。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本源。我们辛辛苦苦打工干活，就是为了过上一个好日子。然而各级政府长期比较重视企业利润增长和投资，不太重视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2005年前的全国多届五年规划确定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均比GDP增速低两三个百分点。各级政府长期习惯于从生产端来管理和促进经济，不习惯于从消费端管理和促进经济，以至于经济回落时期都会驾轻就熟地祭起投资法器。
在这一波宏观调控中，首先还是应该充分认识到经济形势中的消费积极因素，正确判断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作用正在增强的积极态势。其次是确立顺势而为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避免制造新一轮的“政策消化期”。第三是辅之以必要的政策手段，努力消除消费障碍，增强消费意愿，改革垄断企业以优化要素价格，按市场机制协调劳资博弈等。
必须科学完整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性作用是前提和主体，政府更好作用是在尊重市场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发挥，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会有一些必要的例外。政府意志在相当情况下应服从市场意志，否则就不再是市场决定性作用了。当前应以局部问题的市场化应对，表明中央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严格财经纪律和金融秩序的坚强决心，改变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长期具有的“预算软约束”思维，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文章来源：南风窗网站
详见：http://www.nfcmag.com/article/48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