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凯，《南风窗》高级编辑。
最近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和创新经济战略又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推崇科技创新属于经济供给端的发力。在经济需求端的财富分配改革（比如直接税替换间接税）基本上止步不前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看供给端的科技创新经济可能怎么走。
对应自身特点的科技缺口
在现有的许多关于科技创新并且要赶超发达国家的讨论中，往往都没能走出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意识不到除了一些基础科学领域，多数的发达世界的技术创新是以节约人力（劳动力）为目标的。而无视自身特点，在发达国家自身阶段特点导致的科技创新体系下亦步亦趋，那么这样建设的技术创新体系恐怕于经济于国情都未必是正效应的东西。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在1971年就已经讲过，“强调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和现代技术可能并不适用于劳力过剩而其他因素例如土地和水源不足的国家，”发达国家拥有的社会技术也未必能给人口背景差异很大的欠发达国家提供适用的办法。
那么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事实上现今最大的科技缺口在哪里？显然，如果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可持续的繁衍，那么最大的缺口无非是资源技术和空间技术（且不能带有侵略性）。相对于人口压力，中国是淡水资源和能源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而土地和耕地这样具有生存空间性质的物质，如果不出去占飞地、不租地不买地，未来中国的资源技术和空间技术能不能提高每个人平均（或者中位）享有的资源和空间，包括数量意义和质量意义上的享有，恐怕应该是所有人，不论热不热爱科学，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那么，这种方向的科技创新有没有经济意义？毫无疑问，它的经济意义是无需质疑的。此外，既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那么围绕此国策的计划生殖的科技又获得了多少进步？如何让计划生殖科技更亲民、更宜人、成本更低，显然也是一个硬币中的另一面的巨大科技缺口。
上述由自身特点暴露的科技缺口，有的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导向一致，比如资源技术，这是降低资源成本的普世需求决定的。而在空间技术和生殖科技上，饱受天赐空间资源和早已进入后工业阶段的发达国家，是不可能代替仍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人口大国中国引领潮流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被热炒的中国将成为仿人工智能产品，也就是机器人的最大市场的说法，联系到中国现在的农业工业两部门经济效率和劳动就业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就会暴露出很大的问题。仿人工智能技术除了是满足少数不适合人类劳动力工作的环境需求外，大部分的商业利用目标在于节约人力。而在中国，单看农业部门就可以暴露问题，韩俊先生最近有个陈情，表示美国的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和管理技术可以达到经营1000亩的规模，但中国只能做100亩，这是因为国情。那么这个国情是什么？其实不是中国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机械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达不到经营1000亩的能力，所以无法收获这样的规模效益和生产效率，而是因为人太多，剩余劳动人口太大，把规模做小、生产效率降低是为了让农业部门继续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以及为从工业和服务业回流的剩余中年劳力留空间。中国在仿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上也许不应该落后，不过根据中国经济本质上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特点，仿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大规模商业化运用只会制造更大规模的失业人口、畸形的两部门经济效率和供需失衡经济结构，其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都可以被质疑。
两极分化后的科技工具
当然，如果认为分析了中国国情下的科技缺口，科技创新就会有对应的发展，那就是想当然了。就像已经有独立经济和教育研究机构通过全国实调数据，证明了只要对全国两套以上（或对应面积）的多套住房按市值征收接近2.8%的年度房产税，每年就可以平衡掉6000多亿的土地财政，而政策依然止步不前一样，所以观察者们也就可以不必多说话了。那么，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解析一下，在社会两极严重分化的情况下，科技和所谓的科技创新作为一种工具，将可能会怎样运用。
可以先看一下生命与医疗科技。这是一块市场应用收益非常大的科技门类。虽然不能否定很多的技术进步在普世意义上降低了生命维系和“再青春”的成本，但在两极分化、底层基数太大的条件下，这一门类的科技很可能将演变为主要服务于富人和上层统治者的工具。可能不少人看到过某些群体因穷困自愿出售器官和相关买卖市场的调查报道，但是如果看到底层社会人口被有组织的暴力强迫而失去器官的报道大概仍然会感到触目惊心。当以节约劳动为目标的科学技术应用和仿人工智能让很多人的劳动力不再有价值时，劳动者个体的医疗工具意义这时就会凸显。香港学者潘毅曾经做过工厂年轻女工的自杀行为研究，有的西方学者也做过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的深度调查，这些都是没有组织的、由个体来反抗奴役化的自发行为，但它是无效的。当前在中国，某些普通学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某类“黄金大米”的生物科技商业化实验受体，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在富人和上层统治群体中发生的。而这样的例子，也仅仅暴露了科技工具和所谓科技创新体系走向的一种趋势。
另一个重要的推动科技创新的门类是军工和军工链条科技。因为需求的存在，这一大门类的技术扩展是全球性的，二战后美国在军工和相关军工科技部门的投入大概贡献了整个科技产业40%的需求，这些投入很多也在转民用的过程中获得了普世意义上的收益和回报。不过值得警示的是，1970年代后，那些曾经规范这一门类科技运用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和民主约束正在步步溃败，新一代的无人或仿人工智能网络和终端技术，也让由近距离人身感受和人身代价所维系的人道安全门消失。而一旦国民经济陷入军工经济依赖，就像美国二战后所走的道路，那么将是非常危险的。那些在军工科技、安防科技和相应商业制造链条上从业的劳动者，也许认为一个对外的军工安防技术体系和军工销售体系与己无关，不过它最终的效果很可能是让一种两极分化的统治延续。那么，畸形的社会经济自身可以延续吗？当技术和资本相对于普通人力足够强大时，畸形的社会经济是可以延续的。
最后，还是应该以仿人工智能技术门类结尾，因为它的劳动替代性的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都太巨大，而且显然中国社会并没有准备好，仿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商业化运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对社会的不同群体和整个国民意味着什么。对于政治和经济上层群体，一个乐观的预期是，仿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因为只仿真人体机械，不仿真神经系统，所以不要求雇主温文尔雅，无论在生产车间，还是家政服务里。那么政治经济上层群体需要担心余下的大批失业者和无产者吗？也许不需要，因为仿人工智能也可以用在安防和军警领域。
文章来源：南风窗网站
详见：http://www.nfcmag.com/article/481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