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贾康，经济学博士。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债协会常务理事，《财政研究》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及财经理论、政策。著有《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等。

近日，财政部、发改委针对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提到的集团缴费500多种一事作出回应。经核算，剔除重复计算后，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项目为212项，缴费金额7412.07万元。

宗庆后、曹德旺等企业家感受到的企业负担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实事求是地说，娃哈哈一年所要缴纳各个管理环节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即便没有宗庆后说的那么多，也算称得上多如牛毛了。这212项费用，每项支出可能都不太大，但它耗费了企业多少精力？涉及多少隐形成本？

但宗庆后说了那么多后，却都引向一个字——“税”，恰恰把这个问题引向了比较狭窄的视野上。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企业负担重的全景图和真问题是什么，对症下药时一定要通过改革综合施治，攻坚克难，而不是盲人摸象式的，各人摸着一小部分就说这个问题是这样，各方想法就往往大相径庭。

减降正税不是问题全部

现在很多媒体以及网上的讨论，简单地把企业负担归因为税负太重。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是，正税减降不是企业负担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问题。娃哈哈就是具体案例，宗庆后所提到的500多项缴费全部是行政性收费。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行政性收费曾经极度膨胀，这些年经过一系列整治已明显收敛，但收敛以后的行政性收费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可以说还是居于很高的水平上。

有关部门对行政性收费做了这么多的整合、清理，仍然形成了我国企业层面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的负担。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是相关公共权力环节的各个部门已经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比如审批权，后面跟着的往往就有明的收费权与暗的“设租”权。中央层面经过多年努力，已将审批权压缩到400多项，但如果列成一个单子，感觉仍是多如牛毛。这其中很多具体收费，是跟着公权在手的“权力行使”带出来的。

有没有可能把已经有所推进的行政性收费改革往下深化？答案肯定是别无选择。甚至已有学者提出，应该完全取消行政性收费，我觉得这可能说得稍猛了一点，有些行政性收费一段时间内似乎取消不了。

目前看，行政性收费这里取消一点，那里取消一点，具体到一个个企业，由此得到的好处一般比较有限。行政性收费应该努力往下降，但是绝对不是只依靠减费，企业就活了。

减费关联大部制改革等的攻坚克难

减费恐怕还绕不开一个难题：政府架构需要脱胎换骨、至少伤筋动骨，最好是整合在一起的改造。把庙拆了做全新设计，新建的“庙”带有大部制特征，结合减少政府层级的扁平化特征，使整个政府机构消肿。剩下的部门如何行使审批权和收费权？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系统性优化框架，需要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行政运行成本的真正降低，以更好地服务纳税人、服务社会发展中间的各类非政府的主体。减少审批权和行政性收费，把能压缩的减费空间都用上，这样就可能做得比较像模像样，否则会流于空谈。

除此之外，我国社保的“五险一金”一般被认为是应该降低的，但具体怎么降？如降了以后，现在已经感到压力越发沉重的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运行？这里相关联的改革，是本应下决心实行基础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把省级统筹概念下三十几个蓄水池并成一个大蓄水池，它的调节能力马上升级，缴纳的负担程度便有可能适当调低。原先，各自的蓄水池不能连通，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资金不够用，而广东劳动力平均年龄很低，大量的资金滚存积。如果打通了以后，更好地贯彻互济功能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使我们在全局上可以应对养老社会保障运行的现实需要，更好、更平稳匀称地去调节基本养老，落实名义账户制，对接以后的应有前景等等。

社保全社会统筹已讨论多年，为什么拖着不动？这又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了。看看一些部门的态度：哪些收费权、哪些管理职能，是哪届某某领导在他任上争到的，绝不能丧失在新一届班子手上，这是硬约束。要破除这个约束，就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除了行政性收费与“五险一金”，市场主体还要处理很多隐性负担。有企业家跟我说过：他的企业开办要盖几十个章，其中有个消防章不盖，办公的场所、车间生产的场所都不能用。但这个章反复交涉就是盖不下来。后来有人给他指了条路：出6万块钱请中介公司摆平，企业家当时很气愤。我们可以想想，负担重是企业家的直观感受，但这种负担不是税负，跟行政性收费也没关系，而是公共权力执掌环节上的变相索贿和利益输送。

据我所知，有家央企在一个投资环境评价很好的直辖市里，同样碰到这种需要“打点”的问题。消防部门不过关，央企反复请客，请到最后人家都不好意思了，这个章才盖下来。央企如此，小企业所受到的刁难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因拖延产生的隐性成本和综合成本。

因此，减轻企业负担，就得一一对应到行政性的收费怎么减，“五险一金”怎么减，配套改革怎么做？降低隐性收费、综合成本相关的配套改革，不是一个“减税”概念能覆盖得了。它实际上关系到怎样更好地整顿营商环境，遏制潜规则造成的设租寻租、变相索贿等等。“八项规定”实施以后，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震慑力。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干部又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企业不打点了，我客客气气，但我更不办事了，给企业形成了新的负担。

中国经济正面临引领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考验，对减税不能做简单化、情绪化的理解。我们必须把宗庆后、曹德旺所说到的所有问题，牵引到更全面地看待正税、非税收入、税外隐形负担、社会环境里的综合成本等所有负担的全景图上，明确哪些可以降低，能够做的应积极去做。对这些降低负担要做之事所匹配的改革，敢不敢攻坚克难，能不能真正通过改革形成高标准、法治化、低负担、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这是中国企业负担的真问题。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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