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降低企业杠杆率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言

　　近期，李克强总理先后在央行金融部门座谈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多次强调，“要运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和融资成本。”如何化解企业部门高企的杠杆率，降低企业的债务负担，已经纳入了决策当局的重要议程。关于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测算，国内外已有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2015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6%和166%，存量债务余额大约为105万亿元-122万亿元，近年来还呈现不断上升之势。笔者认为，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杠杆水平，至少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债转股”是当前降低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可行之策。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有大规模债转股的成功经验。当前，债转股仍是降低企业债务负担的可行之策，特别是一些发展前景好、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和企业初创的关键时期，可把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投贷联动的商业模式，转变成为与企业间的股权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待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实现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后，债权人可通过二级市场出售股权、上市IPO、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债务。当前，金融机构应利用国家鼓励投贷联动的政策支持，设立独立法人、专营投贷联动的股权投资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对非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同时运作“债转股”业务。

　　其次，继续降低企业部门的融资成本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治本之策。近年来，经过持续不断的降准、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持续下行。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严重。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2800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平均总资产收益率的比较来看，除了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和危机后的2010年和2011年外，我国贷款利率长期高于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特别是2013年以来，二者的“剪刀差”迅速扩大，于2014年9月达到3%的峰值，2015年末下降到1.82%，这说明大多数企业都无法维持当前的还本付息压力。从横向比较来看，今年一季度，美国工商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2.02%，日本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为1.01%，欧元区借款利率更是接近于零，大多数欧美企业的盈利水平都显著高于其融资成本。由此可见，继续降低企业部门的融资成本，应成为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治本之策。

　　再次，应尽快建立地方“僵尸企业”破产清算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任何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每天都在发生企业破产清算的现象。然而，我国在传统产能过剩行业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僵尸企业”，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国有金融机构向财务上不可持续的“僵尸企业”导入稀缺的金融资源，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部门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僵尸企业”财务不可持续，无法产生现金流，迟早要进入破产重组程序，也必然会形成新增不良资产，加重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压力。因此，在《企业破产法》框架下，对于“僵尸”企业的破产清算机制应尽早启动，这既可从整体上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防范新增不良贷款来源。同时，在破产清算中，金融机构仍能回收一定比例的债权，最大限度降低贷款损失。

　　最后，优化企业新增融资结构，增加股权融资比例。企业新的融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要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不仅要降低企业部门的存量债务水平，更要优化企业新增融资结构，降低企业新增债务杠杆的来源。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估算，发达国家中，美国直接融资比重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日本、德国直接融资比重比美国稍低，但也达70%和75%，而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印尼、巴西等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也已达到60%以上水平。当前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仅为24%，与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平均水平差距明显，提升空间较大。具体而言，提高我国股权融资的比例，同样应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一方面，应加快放开IPO限制、推行注册制，加快国企改革、增加国有资本的证券化比率，放开民间资本参与国企和垄断领域并购融资的限制，同时，推进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试点计划，在税收政策上鼓励民营企业管理层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另一方面，在财税政策上支持发展VC、PE等风险投资基金以及产业重组基金，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创新、创业企业和积极参与传统企业的收购、兼并、产业重组。

　　综上所述，降低企业杠杆率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需要决策当局在鼓励“债转股”、降低融资成本、加快僵尸企业退出机制和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7-09/1848375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