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有欲望。

最初的思想家对人的欲望非常反感，认为这是个不好的东西。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早期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就说过：“贪欲、权欲和性欲是使人堕落的三大罪恶”。但是，奥古斯丁认为权欲相对好一些，因为对权力的追求可以跟荣誉和美名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对荣誉的追求能够“重振社会价值”，而这一点是单纯追求个人财富所无法达到的。孟德斯鸠甚至也认为“荣誉观能为政体的各部分注入活力”。

这种荣誉观在此后十几个世纪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最高的荣誉仍归于上帝。在这个时期，人们把对荣誉的追求视为权欲的行为表现，并认可由此导致的各种英雄主义。虽然没有得到公开承认，但这种对英雄主义的认可体现出了一种观念：如果大家都追求荣誉，其他更坏的欲望或许就能被暂时压制并不至于闯出祸来。

然而到了17世纪，荣誉观开始受到强烈抨击。在霍布斯和帕斯卡看来，英雄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自我保护，或者是对真实自我认识的疯狂逃避。拉罗什富科直接将英雄主义等同于自恋。塞万提斯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表达出他对把英雄主义的看法：英雄主义要么是疯癫，要么是愚蠢。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对荣誉的偏执会让所有人变得精神敏感，一言不合就会刀剑相向。同时，国家在追求荣誉的时候会直接导致战争，而战争恰是最大的罪恶。17世纪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地区开拓贸易时，曾告诫荷兰科恩总督必须要避免战争，原因是：

“如果能和保障我们资产的安全并行的话，不用太过在于常常被过度重视的名声或荣誉这种问题——在我们身为上身的立场来看，没有经过不法的手段或暴力而获取利润，就是一种荣誉。”(转引自《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沉浮录》，作者包乐史（荷），赖钰匀，彭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于是，人们发现这种对荣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好，权欲又回到了与其他欲望相同的地位。

难道真拿欲望没辙了吗？早期对欲望的管理和控制主要依靠道德教化和宗教戒律。可是，文艺复兴的到来正式宣告了这种努力的失败。人们意识到，仅靠道德谴责和打入地狱的方式并不能很好地约束欲望。为此，思想家们提出了至少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靠国家的力量去强制和约束欲望。国家凭借暴力机关的威慑，可以欲望最坏的表现形式和以及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后果。但这又带来新的问题，即国家的合理性。如果一国的法制过于严格或过于宽松，那如何保证它能正确地约束欲望呢？况且国家曾一度居于道德和宗教之下，连道德和宗教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国家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第二种，驯化欲望。国家和社会将成为驯化欲望的途径，但不是工具。这种思想源于对某种神秘机制的盲信。维珂、帕斯卡和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都有类似的痕迹。他们认为，这些欲望在社会中横行，但最终会被引导向好的秩序和结果。这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维珂：“社会利用使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至于中间经历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而这是远远不够。

第三种，以毒攻毒，以恶制恶，用一种欲望制衡其他的欲望。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新观点，早期就是希望用对荣誉的追求来遏制其他的欲求。只不过，再次提出制衡思想时的心情已经不同于最开始，因为此时大家已经承认用理性已经无法压制欲望——理性是、也只应是欲望的奴隶（休谟）。

那么究竟谁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呢？只有贪婪。再具体一点，是对利益的追求。最初，利益这个词仍包括名誉等层面的含义，等到后来财富就成了利益最一般的代名词。这种赚钱的欲望之所以可以担此重任，是因为它有三个好处。

首先，赚钱的欲望让大家的行为变得可预期，这种可预期性又会衍生出持久性。当一个人追求的是荣誉时，很难把握他指的荣誉究竟是指什么。救助弱小、追求正义、亦或是某种自卑情绪的异化，都有可能是他理解的荣誉。荣誉感的满足就只能是一种心理体验，而心理体验是最难捉摸的东西，它飘忽不定、因时而异、不可预期。在荣誉的指导下，人的行为就变得很难预测。你不知道别人真正在乎什么，你也不知道哪一句话会得罪谁。更可怖的是，一旦英勇战斗成为了普遍荣誉的象征，要实现这种荣誉的方式就只有战争。

但如果赚钱成了人的追求，一切都会变得清楚起来，当然未必更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每个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行动的时候，一方面他会更加克制，会思考那些会增进他的福利；另一方面其他人也能更好地理解并预期他将采取的行为。由于我们比原来更容易把握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由此建立的交往关系自然就更容易保持长久。而其他的欲望则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很容易形成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因此，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更容易预期也更稳定，有助于遏制不确定性和人类特有的反复无常。

其次，赚钱导致的是一种相对无害的结果。这里的相对无害可能很难理解，毕竟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都曾对逐利进行过严厉的控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人疯狂逐利行为的描述可谓深入人心——“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如果审视当今的现实，更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对利益追逐竟然相对无害的论断。

然而，从起源来看，赚钱之所以会被认为相对无害，源于那个时期（十七八世纪）商人阶级低贱的社会地位和贵族对经济领域活动的普遍蔑视。这种蔑视让人们相信：人在经济领域不会有什 么大的建树，无论善恶。所以，在其他行为可以掀起腥风血雨或带来无上荣耀时，经济领域的逐利行为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现象。

随后，商业的发展又跟良好的风俗联系在了一起。孟德斯鸠就认为：“哪里有温和得体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温和得体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商业……使野蛮的风俗变得雅而温和。”况且，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商业都要好于战争和劫掠。跟海盗和兵痞比起来，商人这个群体确实更温文尔雅，更能代表良好的风俗。

最后，赚钱是一种更加平和的行为，并能够促进理性。赚钱当然需要行动和努力，但这种行动并非刀头舔血，这种努力也不是废寝忘食。相对于其他的欲望，追逐利益就会显得不那么激烈。正如亚当·斯密说的那样，“改善生活状况的欲望是一种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一般而言它平和而冷静。”而且，个人的逐利行为往往要包含着理性和计算，而这恰恰是被其他欲望所排斥的内容。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用理性抗争欲望的尝试失败之后，自我利益竟摇身一变成了中间人，把理性重新纳入到控制欲望的任务中来。商人可以不为了道德而为自身的长远利益选择讲诚信，而诚实这个结果恰恰是一直以来都要追求的社会道德。

哲学家休谟的观点可以作为上述内容的概括，即“一切勤勉事业的结果，便是爱财之心战胜享乐之欲。”至此，追逐利益的欲望获得了胜利，因为它可以制衡其他的欲望。资本主义也因此在十七八世纪获得了胜利，毕竟赚钱是一种不那么坏的欲望。

文章来源：澎湃研究所；本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8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