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需要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生产消费模式变革等视角准确理解数字经济内涵；并着眼于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客观认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挑战。

一、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融合应用的新经济形态

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并非有明确边界的产业部门，而是数字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所形成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具有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可以渗透融入到经济社会运行的各领域、全过程。互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全方位大幅度降低了数据生成/采集、处理、传输、分析各环节的成本，使数据资源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可获得，从而为其广泛使用并成为新关键要素创造了前提条件。基于数据资源的广泛使用，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代表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得以不断涌现，进而对生产消费乃至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带来重大变革，形成数字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

新经济形态运行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效率大幅提升。在微观层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产生大量数据资源的同时，还能够从中迅速提炼出有效信息，并在生产消费各环节中实时传递，从而提升各主体、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宏观层面，数据要素所具备的非竞争性、（部分）非排他性等技术-经济特征，使之能够同时应用于多个不同场景，发挥上述协同性和效率提升作用，最终体现为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作为数字经济运行基础的数字技术，其对应的产业部门，如计算机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本身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数字产业化；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的数字化转型和新经济形态则对应于产业数字化。

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中指出：“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从近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演进历程来看，通用目的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能够引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新经济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初，炼铁、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技术突破，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以机器生产、蒸汽动力、过程控制为重要特征的工厂化生产模式；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发电机、转炉炼钢、石油炼化等技术突破，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以标准化、大规模、流水线等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模式。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缺席，拉开了我国同欧美列强的差距，造成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屈辱；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几代人的接续奋斗，我们才得以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催生了各种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在过去的十年里，凭借各类消费互联网新业态的高速成长，我国赢得了与美欧发达经济体大致相同的起跑线，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不容错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迫切需要优化升级，寻找新动能。“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内，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正是把握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加快数字化发展将为构建完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断点，畅通经济循环。经济循环过程都伴随着物质流/能源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传递和流转。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有望借助信息流的实时传递实现对物质流、资金流的有序引导；从而优化要素资源、产品服务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配置，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缩短流转时间，加速经济循环。

第二，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一方面，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可以优化生产经营流程，重构要素主体组织模式，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品及服务涉及庞大复杂的产业生态体系，其对应的数字产业化，具有技术含量高、产业链条长、产业规模大等特征，本身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发展数字经济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消费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各种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基于数据处理的零边际成本，能够极大提升供需匹配的效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多的个性化需求。例如，针对小众长尾市场，可以实现低成本供需对接；配合遍及城乡的发达物流体系，可以有效打破时空阻隔，跨时空引导对接需求。

第四，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将构筑起我国国家竞争新优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数字经济逐步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相关战略规划，旨在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电子商务、本地服务等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平台在我国加速成长，培育出多家世界级科技公司。“十四五”时期及未来更长时期，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补齐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有望在既有规模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背景下锻造出新的长板。

三、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

尽管我国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应清醒地认识到，同美国等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面临着资金、人才、监管、安全等诸多现实约束和挑战。

第一，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风险，相关基础研发能力亟需加强。在高端芯片制造、集成电路关键加工设备及材料、工业软件等方面，我国本土企业同国际领先企业相比普遍存在两个世代以上的技术差距。2018年以来，中美科技战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已经对我国部分关键数字技术产品服务的持续稳定供给乃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了一定影响，数字技术领域“卡脖子”风险日益凸显。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切实提升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第二，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融资难风险高约束。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需要一次性大规模投入且回报周期较长，通常只有效益较好的大型企业才有意愿和条件全面推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很大比例的经营状况都处在盈亏平衡附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如果数字化转型进展不顺，无法及时盈利收回投资，将直接影响企业正常资金周转，而实践中长时间磨合的情形较为普遍。要加快推进金融改革，配合财税引导措施，切实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

第三，数字人才短缺也直接制约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同于消费互联网相对简单的交易场景，传统产业特别是工业生产过程普遍较为复杂，实现数字化转换需要IT技术与不同行业操作技术（OT）的深度融合，技术难度大幅增加。从数字化转型领先企业的实践来看，真正做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沉淀和磨合。而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人才通常并非来自企业IT部门，而是来自工艺和创新部门。他们既有专业技术知识，又掌握数字技能，是经过很长时间才成长起来的复合型人才。为此，应顺应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对现行的教育培训方式进行系统性改造，加快数字人力资本积累。

第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在鼓励创新与强化监管间合理平衡。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是基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模式创新，显著提升了供需匹配效率和社会福利。规范平台企业行为，既要纠正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又要保护其促进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规模优势，助力传统产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数字化转型，引导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和持续健康发展。

第五，统筹数字经济领域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数字经济领域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与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相互交织，给统筹平衡带来更大挑战。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国内国际联系更为紧密。互联网平台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活动的开展，都伴随着大规模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服务提供的全球分工，则要求境内外高度协同以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运转。与此同时，无论是数据流动还是数字产业化分工都需要在发展和安全之间做出平衡。数据流动是发挥数字经济放大、倍增效应的前提，但同时也会衍生出信息安全隐患，跨境数据流动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制造和服务的全球分工是微观主体追求效率的结果，但跨境协同也隐藏着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

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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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秘书工作》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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