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讨论当代中国青年一代的时代特性和风貌特征时，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现象。大众媒体在描述“80后”“90后”和“00后”们的心态特征和价值追求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词语。“躺平”“佛系”“打工人”等，是近一年网络媒体描述青年人境遇心态的热门词语。在这之前，还有许许多多的词语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概括当代青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小粉红一代”“后物质主义青年”“低欲望世代”“小确幸”“精致利己主义者”“精致穷”，等等。
所有这些词语似乎都触及当代青年某一方面的特征，但又似乎是管中窥豹，难以把握青年一代的整体特征。对当代青年多种多样的描述总结，实际上反映出青年群体的差异性和多样化。代际共性并不能掩盖代际内的分化，快速而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使当今中国社会的代际差异前所未有的鲜明，但同时，极大的经济社会分化也导致了代际群体内部的差异前所未有的突出。
代际认同的崛起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个代际词语——“80后”——闯入了中国社会公共视野。这个词语最初是指一批具有反叛意识、挑战权威的少年文学写手，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因而被称为“80后”作家。“80后”作家创作的“青春文学”表达了青少年成长的情感心路，以及成人社会规范对他们的压抑与束缚，引发了同龄青少年的情绪共振，受到广泛追捧。然而，主流文学界对他们的作品不屑一顾，主流媒体及权威名流们也对其呈负面评价，这引起了青少年写手们在互联网上发起论战，挑战名流权威。在一系列论战中，“80后”作家赢得同龄青少年的广泛支持，并逐渐形成了“80后”的代际认同。“80后”这个词语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群的代际称谓，在网络论战中成名的“80后”作家韩寒成为“80后”的旗手和精神领袖。
“80后”现象的出现对于中国社会的代际变迁具有象征性意义。正是这一代际群体崛起之后，十年一个代际的现象才凸显出来，依据出生年代区分的代际群体——从“50后”一直到“00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80后”代际的崛起，还标志着老一代与新生代的分野。“50后”和“60后”构成了老一代的核心人群，“80后”“90后”和“00后”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新生代，新生代与老一代在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突出而鲜明。两者之间的“70后”则似乎是一个过渡性群体，代际特征不像其他代际那么鲜明。
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加速推进，使代际差异现象普遍存在。不过，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代际现象，往往与青年代际群体的崛起并对社会变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直接相关。比如，在欧美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BabyBoomers）掀起大规模的青年反叛运动，使代际差异、代际冲突、文化反哺、价值观代际更替等代际现象引发广泛关注，代际社会学应运而生。由此，代际现象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以出生年代区分的代际群体具有了社会性意义。在欧美社会，“婴儿潮一代”之后是“X世代”（GenerationX），而较近期的青年代际则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Z世代”（GenerationZ）。
代际差异现象是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的产物，而青年代际群体的崛起往往是重大经济社会变革带来的结果。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正是这样的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对人们的生活境遇、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代际差异现象日益突出。虽然当代社会的代际差异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但当今中国社会的代际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国的“80后”“90后”和“00后”可以对应欧美社会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他们都深受互联网社会兴起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还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使中国从贫穷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跨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的演变过程。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使中国社会的代际差异更加突出，青年群体的代际认同更为强烈，十年一代的代际区分更加鲜明。在欧美社会，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代际特征虽然有所表现，但同辈群体的代际认同远没有中国社会那样普遍。中国青年人自称“我是‘80后’”“我是‘90后’”的现象十分普遍，而欧美青年如此自称则较少，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命名多是学者和媒体所为。
与以往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青年代际相比，当代中国青年表现出更强烈的代际认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青年群体，比如“五四青年”和“‘文革’的一代”，但从未像当今的青年代际那样具有如此广泛而强烈的代际身份认同、普遍而鲜明的观念与行为代际差异、深远而突出的社会影响力。
当代青年的代际认同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新生代青年的价值引领者和精神领袖往往产生于同辈群体，而不像之前的青年代际群体那样崇拜老一辈的文化权威或思想家。比如，“五四青年”深受年长的陈独秀、胡适等文化精英的影响，“‘文革’的一代”追随的是政治领袖毛泽东；而中国新生代所崇拜的对象，或者对他们的态度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多是他们的同龄人。“80后”代际崛起时，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当今的“90后”和“00后”们则追随各种圈层文化的同辈引领者。
这是互联网兴起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平台发展其独特的青少年文化，彼此交流情感，增强代际认同；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新媒体和自媒体兴起以及新兴科技快速更新换代，使青年人在许多相关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并引领发展方向，这让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力，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青年人不再是单向的被老一代管制教育的对象，相反，他们成为新技术、新事物的传播者和教导者，观念变革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代内分化的凸显
代际社会学创始人、德国社会理论家卡尔·曼海姆认为，强烈的代际认同的产生，是由于同龄群体在青少年时期共同经历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由此形成了与父辈极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80后”“90后”和“00后”，在多重交叠的社会、经济、文化巨变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互联网社会兴起与科技发展，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变革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共同的代际体验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强化了他们的代际认同，凸显了他们与老一代的差异。
代际社会学家强调，个体生命历程与公共生命历程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代际认同、代际群体特征和代际之间的差异。这一论点在当代中国社会得到了充分验证。“50后”和“60后”是在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度过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而“80后”“90后”和“00后”则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与新生代的代际差异和代际认同必然十分突出，青年群体的代际特征必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不过，同辈群体的代际共性并不能完全消除代际群体内部的差异。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社会不平等也在快速拉大，这导致代际差异扩大的同时，代内差异也越来越凸显。新生代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丰富程度的确普遍高于老一代的青少年时期，但是，后者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为平均主义的环境中，社会经济差异较小；而前者则成长于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因此，新生代的代内差异表现得比老一代更加突出。
从“80后”到“90后”“00后”，在代际认同不断增强的同时，代内分化也日益凸显。21世纪之初，“80后”代际群体崛起之时，大众媒体和学者专家热议的“80后”，实际上是以“80后”作家为代表的、有较高文化水平、有条件接触互联网的都市青少年，这一群体在当时整个80年代出生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约四分之一。80年代出生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占比约为45%）是早早离开学校走入劳动力市场、外出打工的青少年农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或者只能偶尔上网吧打打游戏，这一群体在最初“80后”代际崛起过程中是“沉默的大多数”。直到“80后”的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之后，一些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学家才发现了这个数量庞大、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的青年群体，并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毫无疑问，在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的鲜明差异，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韩寒、郭敬明等所代言的“80后”们之间也存在深深的文化价值鸿沟。
“90后”代际兴起之时，代内分化也令人无法忽略。尽管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使“90后”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智能手机的迅速推广使“90后”接触网络不再存在障碍，网络媒体的风行使“90后”的信息分享和文化传播跨越了城乡、地域、阶层的边界，但所有这些发展因素仍然无法淡化“90后”代际群体的内部分化。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扁平化、民主化和开放性会使青少年文化趋向于超越社会分化，但实际上，“90后”和“00后”的青少年文化中，社会分化的界线还是那么明晰。一个典型例子是杀马特文化。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和第二个十年的初期，第一批“90后”开始走向社会。当时的北京街头（就像许多大城市的街头）出现了许多杀马特青少年，他们顶着红黄绿色彩的花哨发型，身着奇形怪状的时尚服饰，聚集在低端消费服务场所——发廊、洗浴中心、足浴店、小餐馆、小超市、小作坊。这群杀马特青少年代表了第一批“90后”青少年打工者的时尚文化。他们大多是农民工二代，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过早辍学进城打工，就业谋生的领域是低端服务业和低技能劳动密集性制造业。杀马特青少年的服饰打扮、言行举止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形象截然不同，但他们与北京本地的同龄人也有鲜明的差异。当时城市出身的“90后”们还穿着运动款式的校服、梳着清清爽爽的发型在校读书，为大好前程努力奋斗。“90后”杀马特们与都市的中学生、大学生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文化鸿沟，两者之间的鸿沟随着他们年龄增长进一步加深，导致更难弥合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这群来自社会底层的“90后”杀马特，在都市社会中令人侧目，在互联网上遭人鄙视，他们的时尚审美被攻击为“乡村非主流”“又土又丑”，低文化水平的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时尚品味辩护，被更有文化、更为主流的网络文化青年们攻击得落荒而逃，逐步销声匿迹。杀马特文化消失了，但这类“90后”人群仍然存在，而且他们还是“90后”中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在杀马特消失之后，“90后”和“00后”网红直播“社会人”火了。
与当年不擅长使用互联网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来自社会底层的“90后”和“00后”，通过智能手机活跃于网络空间。第一代网红直播（如快手平台的MC天佑、社会摇大哥牌牌琦等）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社会人”，所谓“社会人”是指他们较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而且是没有稳定工作的无业游民。网红直播“社会人”传播的“低俗”文化吸引了大批追随者——MC天佑的粉丝上亿、牌牌琦的粉丝有数千万，这些追随者大多与网红直播“社会人”有类似的出身背景和境遇状况。坐在大学校园里学习的“90后”大学生和拥有大学文凭的都市青年职业白领较少关注这些网红直播“社会人”，也许他们会因新奇感偶尔光顾“社会人”的直播，但不太可能成为追随者。
这些积极向上的“90后”与网红直播“社会人”及其追随者之间的鸿沟，就像之前的杀马特与都市中学、大学在校生之间的鸿沟一样深。两者的价值追求、文化审美、行为方式差异鲜明。像杀马特文化一样，网红直播“社会人”传播的文化价值也被主流社会评价为“低俗丑陋”“乡村非主流”，其命运也同样，在平台限制之下，第一代网红直播“社会人”销声匿迹。
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领域，青年代际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在凸显。新兴经济崛起带来了新业态新模式，灵活就业人员数量猛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其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青年就业者。在新兴经济中以灵活就业方式从事新兴职业，成为青年就业的一个新趋势。新业态青年从业者被称为“新兴青年”，他们是“90后”和“00后”代际中增长最快的新势力。快速成长中的新兴青年，内部也存在社会分化。数字蓝领（如快递小哥、网约配送员等）与网络文化青年（如网络作家、网络主播、网络媒体从业者等），虽然都是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业态从业者，但是两者的人员构成、境遇状况、价值态度都十分不同。数字蓝领多是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低文化水平青年，他们想要逃脱工厂流水线劳作的束缚、寻求自由自主的谋生方式，但又被困于算法桎梏之中疲于奔命，对未来前途茫然无措；网络文化青年则多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其中部分是海归），受个人兴趣驱动，致力于文化创意创新，虽承受较大的市场风险和不稳定性，但目标明确、乐在其中。
当今的“90后”和“00后”青年，虽有强烈的代际认同和代际共性，但其内部的差异化和多样性无法掩饰，他们的境遇、态度、追求呈现出多元分化的特征。有人选择“躺平”“佛系”，有人接受“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有人一路学霸人设争当985精英，有人创业进取，有人成为“三和大神”。多样性的选择，差异化的特性，多元分化的境遇，是当代中国青年的特征。
社会性的分化机制
当代中国青年的差异化和多样性是社会分化的结果，推动分化的机制源于社会结构的分割，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分层、阶层分化和体制分割是导致青年代际内部分化的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分化的最重要的机制。基于户口制度而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城乡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户口制度日渐松动，城镇化浪潮逐步淡化城乡二元分割边界，政府实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使一些地区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分化的影响作用仍然深远持久，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衡依然存在，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显而易见，青年一代也无法完全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差异在青年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前文所提及的“乡村非主流”杀马特与都市同龄人之间的鲜明差异就是典型例证，尽管出身乡村背景的杀马特们已经离开了乡村，进入都市就业谋生，城乡差异的烙印却还存留在他们身上。从“80后”到“90后”，再到“00后”，城乡差异的烙印一直存在，反映在生存机遇、价值追求、文化审美、行为取向等多个方面。不过，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发生演变。一方面是城镇化推进模糊了现实空间的城乡边界，另一方面是互联网突破了虚拟空间的城乡分野，小镇青年的崛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
现今，在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市里成长的青少年有更好的条件、更多抓住发展机遇的可能，他们引领时代方向，创新创意先进文化理念。而来自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青少年，尽管发展机遇受限、文化视野局限，但在互联网时代，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基于他们的人数优势，不断创造、更新、升级自己的文化，表达他们在现实境遇中的喜怒哀乐，从杀马特到网红直播“社会人”，再到各种圈层文化、粉丝经济、小镇青年消费浪潮，他们在文化、消费、娱乐等领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教育分层是导致当代青年社会分化的第二个重要机制。教育分层直接导致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在当今社会，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青年人的发展空间，大学文凭，特别是985高校的大学文凭，是谋取远大前程的通行证。有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成为青年群体社会分化的重要分野。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步入职场成为职业白领，其中985高校毕业生更有机会成为职场精英，获得高收入、高社会地位；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只能从事蓝领职业，未来很有可能落入社会中下层。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为54.4%。这意味着，当今“90后”和“00后”青年中，大约半数有机会上大学，另外接近半数则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教育分层与城乡二元结构紧密相关，城乡差异影响了青少年的教育机会。许多研究表明，城乡出身背景影响了青少年的教育机会，导致了城市与乡村青少年之间的教育不平等，而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进一步引致城市与农村青少年未来发展机遇的差异。教育分层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交互作用，在当代青年群体内部深挖了一道社会分化的鸿沟，这道鸿沟存在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都市出身背景青年（都市白领的主体人群）与未能上大学的农村出身背景的青年（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前者是典型的“城二代”，后者是典型的“农二代”，他们构成了青年群体阶层分化的两端。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城二代”在青年群体中所占比例为20.8%，“农二代”所占比例为52.4%。
阶层分化是导致当代青年社会分化的第三个重要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凸显，市场化推进拉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这一发展趋势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反映在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不断增强上。现今社会，“拼爹”现象盛行，父母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助于子女在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竞争中胜出，由此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阶层固化特征显现，二代现象（如“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等）凸显出青年代际中的社会分化，引致社会冲突与对立。例如，在刚刚结束的冬奥会中，网络媒体上关于谷爱凌、苏翊鸣、朱易等人精英家庭出身背景的争议，正是反映青年代际阶层分化的例证。
体制分割是导致当代青年社会分化的第四个重要机制，这一分化机制的作用范围局限于精英青年群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特殊制度安排，体制内外就业人员的招聘雇佣模式、福利薪酬保障、人员管理方式等有所差别，其生存状态、心态特征也有所不同。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就业人员越来越多地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越年轻的代际群体，体制外就业的比例越高，如今青年就业者超过80%就业于体制外。
一般而言，低文化层次、非专业性的中下层普通员工，体制内外分割特征并不明显。但是，那些985、211高校的优秀毕业生，选择考公务员、竞聘事业单位而进体制内就业，还是选择体制外互联网大厂竞争高薪工作岗位，意味着走向不同类型的成功之途，在未来会分化为价值态度颇为不同的青年精英。一方面，两种选择本身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体制内与体制外机构不同的工作氛围、单位文化、晋升方式、思想教育等，将进一步扩大两类人群的差异，塑造不同类型的青年精英。青年精英是青年群体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青年精英的体制分割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代际差异表现得前所未有地突出，而中国青年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同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鲜明特征。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历程不仅打上了代际效应的烙印，同时也印刻着社会分化的烙印。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及教育分层，致使青年群体内部分化。以谷爱凌、苏翊鸣、朱易等人为代表的都市中产或精英家庭子弟们涌入精英大学或留学海外，而后成为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大展宏图；另外一批来自乡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成为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青年人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而另一部分青年人被时代发展抛在了后面。如何缩小青年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同时保持文化多样性、价值多元化，是促进青年群体均衡发展的关键。
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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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文化纵横》202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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