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虽然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良好的“生产-消费”循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循环中，消费升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消费升级，一般指消费结构的升级，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它直接反映了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简单地说，不用肥皂了，用洗发水了；不骑自行车了，改用电动车甚至汽车了，这都是消费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消费升级，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的演变也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粮食消费下降、轻工产品消费上升，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带动了第一轮经济增长。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消费升级体现在自行车、手表、收音机“老三件”，后来体现为冰箱、彩电、洗衣机“新三件”。它们分别是温饱和小康时期的标志性消费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这一阶段的后期，经济进一步发展，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大彩电、大容量冰箱、空调器、微波炉、影碟机、摄像机走进老百姓家中，促进了电子、钢铁、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发展，带动了第二轮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阶段，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汽车、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迅速发展。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从产品的需求，转向服务与信息的需求。而即使在传统的产品需求方面，新技术也迅速地改造着相关产业，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消费升级，从而促进刺激经济发展。

　　除了以上的升级，消费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品质、安全的升级。以食品为例，改革开放前，农民所使用的化肥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的奶粉，也出现过往奶粉里掺淀粉、掺米浆甚至工业淀粉与尿素的现象。但是，在当时，这些现象并未导致普遍性的焦虑，毕竟，在不挨饿就已经很幸福的时代，或者刚刚开始吃饱的年代，这些问题，并不是人们的痛点。

　　所以，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相反，可以说是处在最好的时期。当下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充满社会焦虑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了。某种程度上，时下热门的供给侧改革所指的“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就是指如何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中就包含着对品质与质量的需求。

　　实际上，中国当下很多消费需求在国内并未得到有效供给。现在很多中国人，逢年过节，就会去外国采购奶粉、化妆品、奢侈品，甚至马桶盖、纸尿裤也一网打净，千里迢迢背回来。消费者这么做，除了价格更加便宜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更相信国外的质量。中国人千里迢迢去国外超市抢购外国产品，某种程度上，要的就是最后产品包装上的那一个封印。这个封印意味着产品是在国外的法律、习俗、文化下生产出来的，因此质量更有保障。去香港买奶粉、去丹麦买奶粉、去德国买奶粉，最本质的不过是购买当地的制度，避开因为寻租、官僚，而让他们不信任的国内监管体系。

　　这种制度造成的劣质供给现象，在中国的农村更加严重。在中国广袤的腹地，很容易从农村小店中找到“康帅傅”方便面、“雷碧”、“娃恰恰”饮料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相比之下，一线城市的大超市中，即使难以避免全国性的风险，但起码，超市本身一般来说，是看不到“康帅傅”这样的“低级”假冒伪劣产品的。

　　出现这种局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收入差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初公布的数据，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3：1。这是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降至3倍以下的第二年，为15年以来最低值。收入的差别造成了对价格的敏感，山寨的假冒伪劣的价格优势，就会很大的影响选择。

　　但收入差别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以康帅傅与康师傅为例，方便面市场竞争激烈，品牌附加值其实已经很少，比起正品，康帅傅的价格也便宜不了多少，即便是农村消费者，也完全能够承受正品的价格。那么，为什么不买正品呢？

　　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城乡公民权利的巨大差别。

　　在中国的乡村，天高皇帝远，村里的小卖铺都是当地官员亲属开设，在权力的影响下，竞争被排除了，除此一家别无分店，自然会想一切办法去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对消费者而言，为了差别不大的货物去较真，不买，也没有必要。所以，村里的店铺经营者会销售山寨品牌。

　　公民权利的差异还导致县地市级的监管体系相对落后。一方面，县地级地区，相对于大城市，公众权利、社会舆论的发育程度都不高，社会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压力更小，这种局面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包括监管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都不高；另一方面，寻租也相对容易，搞定官员之后，“康帅傅”、“娃恰恰”的生产、销售、渠道就得到庇护。由此可见，品质、质量、安全，这些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很多因素已经在市场之外，在制度之中。

　　所以，把对品质与质量的需求留在国内，让农村也能实现对品质与质量的需求，既是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要，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两者在逻辑上，最终都指向更高的公民权利促进国内监管体系的提升，以满足消费升级中包含的制度需求。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7-05/184760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