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是许多国家想要的东西，也是全世界为之奋斗的科学家冥思苦想的问题。

最近，由美国经济学家完成的研究再次点燃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兴趣，他们以自然科学为背景，选取了奖励和葬礼两个特定现象，发现无论是奖励，还是葬礼，都对科学进步造成影响。这究竟何故？

先让我们看看奖励与科学进步的关系。由哈佛大学教授完成的“奖品与生产力：菲尔兹奖怎样影响科学产出”（Prizes and Productivity: How Winning the Fields Medal Affects Scientific Output）一文，对此问题给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

这篇论文开篇即指出，知识的生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奖励的设立是为了鼓励更多知识的涌现。问题是，学者在赢得一个重大奖项之后，是否还会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以菲尔兹奖为例是有说服力的，因为这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大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奖励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一奖项被公认为数学领域里的诺贝尔奖。

研究发现，那些获得菲尔兹奖的学者在获奖后大都不务正业，不再专事于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四面出击，精力分散，导致之后的研究活动毫无建树。菲尔兹奖在带来名声和机会的同时，也迷惑了这些年轻的数学家，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继续做出贡献的，但遗憾的是，获奖也为他们的学术生命画上了句号。

通常认为，奖励是对科学家突出贡献进行确认的仪式，具有里程碑的涵义，当然也有奖掖后进的作用，对于那些毕其一生都难得获取的著名奖项更是如此。不过，就获奖者本人而言，奖励实际上撇清了之前成就和以后研究的关系，多少有点“葬礼”的意味。

哈佛学者对国际学术界如此重要的奖项提出了质疑，因为它背离了奖项设立的初衷，即鼓励科学进步。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情形，目前中国各级政府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科学评奖，然而，这些奖项对科学进步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却少有严肃的研究，管理者恐怕需要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一些反思。

第二项研究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完成，他们的论文“科学会因一次葬礼而进步吗？”（Does Science Advance One Funeral at a Time?）以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为例，探讨了这样的问题：那些正值创造力顶峰的科学家英年早逝后，其所在的科学领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以前的合作团队表现如何？

通过数据对比与分析，文章指出，精英科学家的去世，对其合作者的学术生产力带来了负面和长期的影响，而身处相同研究领域的非团队成员会异军突起，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多，不仅可抵消科学家去世造成的研究产出下降，而且因为他们有新思想，能解决问题，很快就能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力量。这些学者在学术权威健在时，并未崭露头角，因为他们不想挑战后者的学术地位。一句话，一流科学家的过早离世，从许多方面来看，可能都是一种损失，但若从科学角度看，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葬礼换来了科学的繁荣和进步。

长久以来，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学术合作和研究团队都是十分常见的组织形式。科学家往往会组成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群体，即所谓“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其成员拥有类似的学术理念和共同的学术语言。这种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对学科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都施加着重要影响。例如，当今享誉世界的英国皇家学会，在创立之初的17世纪便是一个“无形学院”。

在自然科学领域，很多时候都可以通过实验或严密的逻辑推演（如纯数学），对研究成果进行验证，从而确保本学科在正确的路径上前行。自然科学尚且存在学术权威阻碍知识进步的情形，那些难以通过验证，或缺乏缜密思维支撑的人文社科领域就可想而知了，社科领域的谬误纠正起来会更加费劲。

我们不应回避以下事实，即一流科学家确实会通过某个学术圈子，限制新的进入者，除非后者成为他们团队的一员。无论这是有心还是无意，终归是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如果科学只能在权威科学家离世之后，才能取得进步，那只能说明大的方面即体制出了问题。考虑到这一点，上述论文还探讨了如何改进科研体制，如科研经费分配、对科研成果实行双向匿名评审以及让年长的科学家体面退休等具体问题。

对经济学家的上述尝试，熟悉自然科学史的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科学每次都埋葬一点过去，并在这个过程中徐徐前进。一个科学真理的胜利，与其说靠的是说服它的对手们，让他们信服，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们都死掉了，与此同时，熟悉新真理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科学进步意味着新思想的崛起，这势必会挑战那些持有旧观念的人。科学进步有时需要冲破层层阻力，甚至让科学家付出生命的代价，中世纪布鲁诺成为捍卫日心说的殉道者便是流传了几百年的例子。随着那些顽固不化之人的渐渐离世，问题解决了一半；另一半是，新的思想需要被年轻一代所接受和传承。

表明上看，奖励是比葬礼舒服得多的事情，但上述研究却告诉我们，二者对科学进步的作用恰好相反。奖励有如捧杀，损害学术进步；而葬礼，则有助学术繁荣。

上述研究都是以自然科学为背景的，并未涉及中国因素，但我们仍可获得一些有用启示。依前文观点，如果说存在学术权威阻碍科学进步的话，那中国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的问题本质上属于系统痼疾，即激励知识生产的机制出了问题。阻碍中国科学进步的因素往往来自非学术领域，如行政干预。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科研院所，还是大学，比的不是谁的学问做得好，而是比谁的官大。谁的行政级别高，谁就能当学术领导，进而把持从科研经费分配到学术出版等一系列重要环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科研投入很多，但成效并不明显的原因。

虽然科学进步牵扯诸多因素，但通过上述事例，还是让我们可以一窥科学进步的奥秘。其实，无论是科学进步，还是知识的生产，都与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机构，可以精准预测什么样的科学或技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政府主导的科技创新活动，包括其中的评奖环节，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是政府主导的，若行政干预，则注定低效。政府要做的无非是营造学术氛围，尊重知识的生产规律而已，尤其要让学者享有真正自由的研究空间，让外行远离学术。

让我们再次回到普朗克，一种观念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被接受，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死绝了才逐渐传播开来。这样的表述虽有些悲凉，但却透着乐观的情绪，因为“正确”最终获胜，而进步的潮流同样不可抗拒。

文章来源：FT中文网；本文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