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设想，既展示了习近平主席重建强盛中国的鸿图，亦是稍纾过往数十年为达国务院定下经济增长（GDP）目标而过量投资，加上这两年世界贸易量萎缩（这从运费直线下降及中国与南韩造船业式微可见），造成多种行业尤其是重工业产能过剩的“妙计”——把计划经济必然造成的经济资源浪费，在北京牵头成立的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协助下，作为打开一条新经济命脉同时可扩大我国在相关地区的政经社影响力，不是“妙计”是什么计？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的设想是条妙计

香港商界，即使是有大量OPM可以运用的上市公司，其负责人为对股东（包括他们自己）负责，对并非由市场无形之手指引而是由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存疑，十分正常——商人对有形之手言听计从，才是怪事——因为事实告诉大家，自古以来，兴旺的商业活动，都是市场主动而非政府下令便能成事。十八世纪初叶沟通东西商贸且有大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便是欧洲商人不断尝试、冒险，得出风险与报酬成正比的结果后，才由贸易商和投资银行（当年称“商人银行”）家合作开发、拓展出来的“一盘大生意”。虽然行政长官梁振英“大力催谷”，但私人企业对“一带一路”十分迟疑，不敢轻易“落注”，如此不配合国策，与政治绝对无关，只是考虑成本效益后的纯商业决定。

张德江委员长在“一带一路”论坛的演讲，认为“香港要跟着走，而且要主动积极才能从中获得好处”。其对象若为“国企”，必可收一呼百应之效，可惜，香港迄今并无这类可以不计成本不问效益的公营企业！“一带一路予香港人的感觉，彷彿（要）地球人登陆火星大展拳脚。确是的语。事实上，要港商远赴有“世界心脏”之称的地区投资，未免太“高瞻远瞩”，务实现实的港商没有充分利用“近水楼台”以“得月”，完全是因为此“月”不过是镜花水月！老实说，对于“一带一路”所经大部分国家的政经宗教以至商情，主要强项是卖发水楼起家的港商，根本如丈八金刚，这是他们对领导人的呼吁没有热烈回应的缘故。

香港恐难负起为“一带一路”融资重任

北京也许了解港商能力的局限，因此并未寄予厚望，然而，对利用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的融资中心，北京显然有很高的期待，但笔者以为这方面亦不易做出成绩，原因有二。第一当然是“生意前景”不明朗，作最乐观的打算，融资成本可能很昂贵。其一是香港的银行，如今由港人全权管理的（所谓“华资银行”），真的已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东亚、大新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这类融资生意的“华资银行”；如今控制香港金融命脉的，内地银行的力量当然不可小觑，但投资者对它们在这种跨国基建融资上，缺乏信心，令它们很难负起作为亚投行以外“一带一路”主要融资者的重任。由以英美银行主导的本地金融业，有盈利的生意当然不会放过，但一来有形之手指示的生意，政治目的肯定大于经济利益，他们不会主动沾手，以免被董事质问及股东炮轰；二来他们的重大决策无法不受国内（总部所在地）政治的影响，“一带一路”经过不少政治多变的国家，令他们的融资多了一层金融以外的考虑。香港要担当融资“一带一路”的角色，看来是“不能承受之重”！

如今一般人的看法是，内企（国营及私营，欧盟最近才否定内地是市场经济，原因可能是不少具规模的私营当中有“官股”成分，且他们的业务方针很难偏离国家的政策）在“一带一路”沿途诸国的投资，用的主要当然是亚投行提供的资金，用以购买内企过剩物资，作为在当地的投资，亚投行贷款给这些国家投入种种有利其经济发展的基本设施，等于融资与财货大体由中国（亚投行股份中国占49.9%、十个始创成员国共占50.1%）提供。换句话说，由国家主导不必考虑市场反应的投资，私企是很难参与其中的。

“一带一路”沿途诸国（连中国一共六十五国），大都政治复杂（不少政治亲西方、经济靠中国）且宗教色彩浓厚，加以民风强悍不驯，还有本地经济不振市场需求并不殷切（如有市场需求即具经济效益，难道西方资本家不会去开发!?），因此，投资难有大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大都缺乏一流管理人才，工作人员缺乏效率、贪污普及而政府大都不具公信力，加上政治多变，一旦政坛“变天”，赖债违约之类的金融纠纷层出不穷，债权人要获预期的合理利润，不是易事。上述种种，令人对内地在这些国家投资的经济效益不敢看得太好。北京一定要提出一套周全且有严格规矩可遵循的计划，才能引起能够在市上筹措资金的私营企业的兴趣！

香港应如何“主动积极介入一带一路”的开拓？

香港私营银行能在融资“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扮演什么角色，精打细算的银行家自有主张；未来这类投资若在香港金融市场（股市债市）上市，类犬类虎，投资者心中有数。在这种情形下，香港商人应如何“主动积极介入一带一路”的开拓？笔者有以下三点微不足道的看法。

第一，据江苏师范大学等学术团体编汇厚达六十余万字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这六十四国使用的语言多达一千多种，要与这些地区做生意，不论是亚投行的融资还是“丝路基金”的投资，工作人员必须学点当地语言，才有利沟通；这方面香港应起一点积极作用，而做法是可利用多元社会中有不少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由教育局从“一带一路”的十亿元奖学金中，拨出部分款项，令有志者“就地取材”，向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学习当地的语言；另一方面，亦可鼓励甚至明文规定领取奖学金来港深造的学生，有义务介绍其国家的风土人情及教授语言。为日后赴这些国家工作做好准备，是香港能够出力的地方。

第二，如果市场反应不错，香港旅游公司应该积极开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旅游路线，让更多港人（和内地同胞）熟悉她们的市情、自然环境、饮食、宗教以至名胜古迹，这类“实用讯息”有助对这些国家国情的了解，可以拉近两地的距离，对在这些地区的投资肯定有积极功能。

第三，私企提不起兴趣，但国营部门如政府及立法会则应积极投入；行政长官已做了不少工作，立法会应急起直追，组团前往这些国家“考察”；对于引进“美食车”亦要组团赴外取经的立法会议员，赴这些国家看看有什么香港可以“効劳”处，应视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立法会对政府有关拨款的申请，宜实时通过，以这是香港社会配合国策所能做的事。（文章来源：hkej）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5-25/1840522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