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尔格·泽尔特纳，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公司总裁。

苏黎世—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被问及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有何看法。据说他的回答是“现在说还太早。”

周恩来也许误解了这个问题（以为这指的是1986年5月的法国骚乱）。但他的回答倒是颇适用于最近改变了慈善界的革命。其影响可能极为深远——但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被充分理解。

慈善界的攻占巴士底狱运动始于11月，由近30名亿万富豪，包括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维京航空的理查德·布兰森和阿里巴巴的马云在内，宣布成立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gy Coalition，BEC）。BEC承诺采取“新模式”利用公私合作动员“对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革命性能源方案的”投资。

此前不久，马克·扎克伯格和普利西卡·陈承诺将他们99%的Facebook股票（目前估值450亿美元左右）用于改善全世界新生儿状况。他们也强调“与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公司合作”的重要性。

起到改变局面作用的因素是认识到存在一个资金缺口——用BEC的话讲，就是政府、传统慈善和商业投资者的“集体失灵”，这个缺口制造了“有前途的概念和可行的产品之间的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没有哪个行动方——不管是政府、大学研究实验室、非政府组织、企业家还是一群投资者——能够单枪匹马解决当今真正的大问题。在医疗、教育和对抗气候变化等众多领域都存在这一缺口。

因此，陈-扎克伯格计划就是为了尽量提高灵活性，让资金能够被引导进入非营利项目，进入私人投资项目，或用来帮助影响政策争论。类似地，BEC承诺通过采取“灵活的早期阶段方法，提供种子、天使和A轮投资，以期一旦这些投资实现去风险化，新增商业资本就能在后续阶段进入投资。”

当然，即使是亿万富豪也无法单靠自己解决世界的问题。其他相关利益方也需要在解决方案中起到作用。传统慈善机构应该反思它们的使命。政府必须做更多的事便利更多私人资金流入更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资产。决策者可以着眼于税收激励，包括关键领域的税收减免。

金融业也有通过所谓的影响力投资参与的机会。影响力投资旨在同时实现社会进步和足够高的财务回报以吸引主流私人投资者。

当然，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尔·盖茨的慈善捐赠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他指出：“很多事情有社会回报，但没有财务回报。如果你想分到蛋糕并吃下去，你可得想仔细了。”

对于影响力投资的设计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发展影响力债券最有创新性，投资者为发展项目提供融资，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出资者、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提供的回报——当且仅当实现一致同意的结果时。

比如，一宗发展影响力债券为印度拉贾斯坦邦女生获得上学机会并且不辍学的项目提供融资。根据该项目的入学率以及在语文和数学技能方面的成功，儿童投资资金基金会（Children’s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将向债券持有人提供回报。人们希望类似的项目能成为可供其他地区效仿和推广的模板。

另一个大有前途的机会是新药研发的最高峰现阶段的投资，即基础研究到人类临床试验之间这段时期，传统上，这段时期很难吸引到资金。事实上，在该阶段投入的每100万美元，都对应基础研究阶段投入的800万美元以及临床试验阶段的2,000万美元。

季节性盈利报告周期、实时定价和不间断的股东监督让制药公司更倾向于能带来明确、迅速的回报的项目——而不确定性更大但具有潜在革命性的研究遭到削减。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利率位于创纪录的低水平，金融体系的“大佬”们有机会——在我看来，也有责任——填补这一缺口。除了提供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该领域的耐心投资策略还能带来非常高的长期财务回报。

金融业中许多人希望进行改善世界的投资的意愿很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不需要拥有数十亿美元就能造成不同时，慈善革命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文章来源：财经网

详见：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60214/40679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