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88：成都会议”拉开了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序幕。

历来改革维艰，教育改革更是牵一而发全身，往往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从笔者1988年亲历的一次深化高校经济学专业改革会议就可窥一斑。

2008年，由邓正来教授和郝雨凡教授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出版了，书中收录了由我和朱柏铭教授合作撰写的《研究型大学经济学科办学理念的转变》一文。这篇论文反映了原杭州大学经济学系在1981-1990年期间有关经济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与课时的显著变化。比如当时1981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为22.7%，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只占总学时的1.9%；到了1990级，同样的比例是12.1%和9.6%。

为何在短短的十年里，一所国内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学计划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现改名国家教育部）1988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讨论会。（以下简称“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于1988年12月2日在四川大学召开，由国家教委高教一司主办，高教一司财经政法处具体负责会议工作，四川大学承担会务工作。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国家教委直属的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当时极少有大学设经济学院），加上少数几所非国家教委直属的省部属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和财经院校的负责人。在笔者的会议记录中,后来在大会上发言的就有北京大学余学本教授，复旦大学伍柏麟教授，南开大学高峰教授，西南财经学院刘诗白教授，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教授等。当时，我是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主持工作的副系主任，同时主管系里的本科生教学工作，所以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夏司长作大会报告。夏司长指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国家教委召开的高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的会议，会议的重要背景是1989年2月国务院准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要专门讨论教育问题。为此，国务院成立了教育问题工作小组，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五大问题，即：教育立法、教育规划、思想政治工作、办学体制和教学改革。因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改革，通过会议要明确改革方向，制定教改方案;会议的具体任务是讨论国家教委关于高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的意见（修改稿），制定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计划。

在谈到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的紧迫性时，夏司长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高校教学方面的弊端，风趣地把当时的教学弊端主要表现概括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僵）——教学思想僵化，“宋”(松)——教学体系松散，“孔”（空）——教学内容空泛，陈——教学课本陈旧。与会者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成都会议”的与会者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直抒己见,对经济学专业的性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重要的教学计划制定问题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共识。但在我看来，成都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了高校经济学专业基础课设置及相应的教学计划。这份教学计划最核心内容是提出了16门课程为经济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并规定了每门课程的总学时/周学时和相应的学分，比如：1、经济学2学期，周学时6、4，学分10；2、西方经济学（含微观、宏观）2学期，周学时4、4，学分8；3、统计学1学期，周学时3，学分3；会计学（同3）；货币银行学（同3）；财政学（同3）；国际金融（同3）；国际贸易（同3）；发展经济学（同3）等等。

会议的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都对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的改革取向表示赞同，认为新的教学计划突破了传统教学体系的框架，并对新的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设置予以充分肯定。刘诗白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原有的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设置和教学，只是孤立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斥了西方经济学；伍柏麟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包括西方经济学，现在必须以更宽广的眼光认识经济学理论；洪银兴教授在发言中提出，要重视分析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要有重新认识等等。

笔者本人当时只是一名资历尚浅的年轻副教授,没有资格被小组推荐上台去作大会发言,但在小组讨论中也很兴奋，踊跃发言,表达了完全赞同把西方经济学设置为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意见。我积极赞同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的原因之一，是自己198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所学的专业就是西方经济学，但当时这个专业名称是“经济思想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研究方向”。

毋庸回避，“成都会议”的与会者对经济学专业的改革，尤其是对教学计划及专业基础课程设置，也存在许多意见分歧。最主要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资本论》在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的地位；二是西方经济学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及课时数量。

与会者对于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必须坚持继续开设《资本论》课程，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突出的意见分歧在于，《资本论》应该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第一小组在讨论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看，《资本论》也是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教学中不能忽视；从国内的现实出发，《资本论》也必须列入必修课程，以《资本论》选读的课程名称保留下来，但同时课时要有较大压缩，教学方式也应加以改进。这一意见为当时大多数与会者接受。南开大学的高峰教授思想比较解放，独树一帜，大胆提出设置《经济学名著选读》（其中包括《资本论》），用来替代《资本论》选读课程，列为选修课，开设一学期，每周4节课，计4学分。

与会者对于在教学计划中规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要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同样基本上也不存在分歧。突出的意见分歧在于，部分与会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与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从而提出了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双基础理论”命题；而另一部分与会者不同意或反对“双基础理论”提法，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指导地位，在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来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内容，批评西方经济学中的思想糟粕。持后一种意见的学者同样也认为，在新的教学计划中，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课时和学分也应该再减少一些，以不超过6学分为宜。有趣的是，主张缩减西方经济学课程学时和学分的学者，主要矛头永远对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极少将矛头指向计量经济学。可能在他们看来，计量经济学较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有用处。“成都会议”的闭幕式上，夏司长在总结讲话中，特别谈到了对《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及教学问题的看法，他强调指出（以下是我当时会议记录的原文）：

“资本论选读拟作为必修课，但课时必须大量压缩，教学方式必须改进；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学一些节选，训练学生逻辑思维”。“西方经济学需加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但以不提“双基础”提法为好”。“成都会议”结束后，国家教委邀请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的专家，对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及基础课程设置进行了多次论证，对“成都会议”提出的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及基础课程设置也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和完善。随后，国家教委在1990年确立并发文颁布了高校财经类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1门核心课程，即：经济数学基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发展经济学。此后，1999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进一步修订了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并规定了高校经济学类各专业的8门核心课程，即：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

回顾历史，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一部分高校经济学系陆续自行做起来了（我记得原杭州大学在1984年就邀请当时还在美国读博士的海闻来经济学系给学生开设数量经济学课程，用的教材是邹至庄教授的著作《中国经济》）；但从顶层设计的视角来看，大致上可以说是在1988-1999年这11年中全面推开的。当然，这项教学改革当年只是在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层面展开，从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层面看，这项教学改革至今仍在不懈的探索中。可以说，“1988：成都会议”，拉开了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序幕。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当年工作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整理撰写）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5/1111/2810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