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杜老一生曾被贴上了种种标签，说实在，这些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诉求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什么

杜润生（1913-2015.10.9）走了。活到102岁，期颐之年的杜老逝世，并非一个意外的消息，意外的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受关注度之高。杜老虽然有过权力，但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人；虽是农村问题专家，但非学院式学者，更无著作等身；虽无教授头衔，但是不少人甚至名牌教授以自称他的门生、跻身徒子徒孙为荣。他一生坎坷、操心受累，没有滋润的生活和保养，却活过百岁，真像一棵苍劲的老树！每年杜老过生日，弟子们必唱的歌就是《好大一棵树》：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歌/云是你脚步/无论白天和黑夜/都为人类造福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这是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邹友开借日本歌曲《在苍天和大地之间》，重新填词献给耀邦的。把它借过来献给杜老，也十分贴切。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孙方明说：“中间的美感和沧桑，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孙方明：《潮聚潮散》，大风出版社，2011年，123页）

根深叶茂

杜润生，生于1913年，山西太谷书香之家。因父母亡故，由舅舅舅妈抚养。1934年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共产党。终其一生，杜老信奉的都是他参加共产党时的理想和追求，谋求人民的利益。他的一生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风雨交织。在杜润生这棵老树身上，刻着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年轮。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格外重视“土改”。1947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1949年担任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曾两次被召进京。杜老早就意识到消灭富农政策，没有依法保护财产权利的错误。但是对于土改本身，直到晚年，他还是把它看成：“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革命步骤”（《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17页）“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正面影响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可以看到，在他身上始终有两个逻辑：一个是当时确立的政策逻辑；一个是农民该享有权利、自由的逻辑。他希望两个逻辑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发现，两者往往存在不一样。因而，他内心很纠结：一方面，只有得到农民支持，共产党才能夺取中国政权。而要让农民支持，就要满足农民的土地情结。

（1950年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说：“人民革命战争要求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来支援战争。而争取战争的胜利，则是全国人民最高的利益，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它。”转引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19页）另一方面，农村各个阶层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个淮海战役，就有5000万农民推着独轮车，赶着毛驴，从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一直到前线”。再加上成千上万的地主、富农被剥夺，直至丧失生命。

杜润生说，在土改中，“放手”和“防偏”，“发动群众”和“遵守法制”始终是两难。他曾反复说，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了。说这话，是出于原罪感，虽然他没用这个词。而他一生为农村、农民所做，不能不说没有赎罪的意味。

第二次是合作化运动。如果说，土改时期，杜老身处中南一隅，接受“大局”理论，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同了。1953年1月，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1896-1972）和杜润生被调进京，专门协助中央组织和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并在国务院农业办公室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毛泽东曾对邓子恢说：“你要做农村工作的总司令”。

然而，他们和毛泽东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是关于合作化速度是快还是慢的问题；二是关于干涉农民自由还是给予农民“四大自由”（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自由）的问题；三是保存部分私有制还是彻底公有制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尽的清规戒律”。杜润生当年写过一个检查，说：“1953年的错误是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富裕中农要在‘土改后歇一歇’，反对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在这时候，我主张合作化缓慢发展，正好迁就了他们倾向资本主义的要求。”（《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60页）

 

毛泽东把围绕合作化的争论上纲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之前的一场大辩论。”（同上，61页）邓子恢和杜润生的立场一致，毛泽东批邓子恢，就是批杜润生。邓小平说：“杜不是什么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问题，而是自己同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子恢同志的错误，起着助长作用的。”（同上，62页）陈伯达则说：“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批评杜润生：“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同上，102页）数他农民观念强，这话对！“看不清大风向”这话有意思。

第三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农业产业军”。这时的毛泽东考虑的并不是“经济”，而是“革命”。此时，杜润生已被调离农口，担任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杜润生回忆说，“开始，我对大跃进的提法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他的理由是后进国家怎么才能跨越历史阶段，后来居上。但是，在放卫星、虚报亩产之后，他专门请山西老乡来京，了解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才知道上报的统计都是假的。他也亲自赶去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庄稼都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在中国二十世纪数千万农民将要死于大饥荒的前夕，杜润生忧心忡忡。

虽然被调离农口，杜润生还在观察和思考，从1957年农民拉牛退社，到包产到户的几起几落。他终于想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允许包产到户了，“坚持社会主义一定消灭私有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尽早进入社会主义，是他坚定不移的想法。”（《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95页）

第四次是19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要挑战和动摇人民公社制度，其突破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经济学家朱嘉明在讨论杜老的历史贡献时提示要注意这个问题：“了解1978年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景象？是我们理解农村改革的起点。杜老明白：数亿农民绝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数量，那时候的农民，很多是有家谱的农民，祖先有过发达、荣耀的时刻。中老年农民经历过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又经历过共产党的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1960年前后的饥荒于他们就是昨天的记忆。他们是传统农家的最后一代，不乏有见识有感受有判断者，虽然有‘反行为’，但终归是处于贫穷、无奈、绝望的状态，在绝望中盼望，在盼望中绝望。农民，是他们的‘终身身份’，没有迁徙自由，离开土地，没钱，没粮票就没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改革的要求，是一座喷发的火山，是汹涌澎湃的大潮，是不可抑制的民心。然而，虽然‘不许包产到户’，但是，一旦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意味着给了农民自主经营的合法性，哪怕中间还要有几个消除障碍的阶段。小岗村农民为什么会为包产到户按手印，为什么敢拼命，是因为大环境有所变化……与其说小岗村农民的行动是‘改革’，不如说是‘抗争’。农民的改革要求和自觉、原本的主权意识就好比野火春风。”

1979年，杜润生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后，杜老负责组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还有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杜老担任两个单位主任，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农村调研和政策咨询任务。

回归农口的杜老并不是以人民公社的高调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是脚踏实地，大量调查研究，连续五年主导了中共中央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农业生产超常规发展；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这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使农民的本能得以发挥。与其说是符合什么经济学原理，还不如说是符合天理人性。从在安徽推倒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开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平面到立体、多维的历史转折发生了，它影响了中国农民和改革的命运，将人民公社送进历史。

杜老和农民之间有一种会心的联系，像是接头暗号。比如，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他以退求进，走不了一步走半步。最后在文件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发下去，农民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他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又是无法反驳的理由：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于是，农民兴高采烈地在可以、可以、也可以三个选项中选择了包产到户。连中央文件都被幽默的杜润生添了喜感，他的农民式狡黠、理性、机智在此地发挥了最大功效。

（柳红：“善待天地人”，《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81页）

早在1984年，杜润生就指示农研中心组织考察团先考察西德，再考察东德，研究为什么东德农业不如西德。他没框框，“姓社姓资”的争论根本捆不住他。

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是这场改革最有历史意义的标志，它是对七、八亿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这样的解放运动，没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完结，后来改革的一切进程都无从谈起，也不可能有未来的经济增长。

到了1986年冬，杜老感到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光是政策语言还不够，需要专业性、可操作性，甚至法律法令。这好比盖楼，得有坚实的框架！这期间，杜老还组建了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和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其中观察点于1986年运行。在之后的25年里由初建的28个省份272个村增加到后来的31个省份355个村和23000农户，直接从农村基层了解农村改革和建设动态。改革实验区于1987年组建。经国务院批准备案建立的30个实验区分布在2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60多个县级单位。其基本任务一是通过局部地区的超前试验，探索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全国农村的具体实践方式；二是总结成果规范经验，为制定政策法规提供依据。（高文斌：“和杜老在一起的日子”，载《我认识的杜润生》249页）

风摧不折

就这么个人，几度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叛逆者”，一而再地被撤职，不仅如此，连他所在的机构也被撤销，最大的是195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末期两次。杜润生说：“从50年代开始，很多人习惯打听毛说了什么话，有什么指示，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传达。”中国不乏专会看风向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与这些人同处一个时代，杜润生有一副承担的脊梁。他说：“我挨毛主席批评不少，但我为真理为人民献身，迄今无悔。”（周清印：“永做农民代言人”，《我所认识的杜润生》，409页）如果杜润生乖巧地按“最高领袖”说的行事，政治前途或许“远大”，至少不会过早终结。而他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是共产党人应该追求的道路。

这是杜老的宿命，也是农民的宿命，国家的宿命。

1955年11月，中央决定解除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和国务院农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又过了几年，农工部被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撤消。那时的他，还是折服于毛泽东的逻辑的，受到批评时真心检讨；而1956年被调任中科院副秘书长后，在“反右”中，他就有了“万事只求差不多”的名言，成了后来“文革”中的“罪证”。因为毛泽东主张完全、彻底，而他却说“万事只求差不多”。（据中科院力学所刘大有回忆）到1980年代末，他领衔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被撤销时，他已进入大彻大悟的人生阶段。

他的每一次“出轨”，每一次“挣扎”其实都是人性的本质和良知良心使然。杜老的秘书刘伯庸在“一片冰心在玉壶——记杜老在1989年7月14日下午的那一刻”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时间：1989年7月14日下午5点多。

地点：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原清代礼王府，现杜老办公室。

杜老放下手中材料，摘下眼镜，身体慢慢向后靠在椅背上，头微微仰起，眼睛先是微闭，接着一眨一眨地，眼眶湿润了，泪水开始聚集，顷刻，从布满皱纹清瘦的面颊上滚落下来。“我只是想哭！”他哽咽着说，两只大手不停地在脸上擦。“我这不是哭我自己，我现在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达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刘伯庸：“一片冰心在玉壶”，载《我认识的杜润生》，334页）

值得一提的是杜老在1990-1993年的岁月。首先，他选择了留在农口。单位撤销，人员待分配。农研室的三位领导张平化、张秀山、杜润生可以转去中央办公厅，其余领导去农业部。中组部来征求杜老意见时，他平静地说：“我一辈子关注农业，还是留在农口吧。”（高文斌：“和杜老在一起的日子”，载《我认识的杜润生》，238页）农研室大部分人被转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为杜老保留一间办公室，地点在北京西城区西四砖塔胡同。杜老每天上班，一上近二十年，直到近百岁高龄。他还不顾撤销令，依然使用这两个单位的名义。（姚监复：“回忆改革家和思想家杜润生”，载《我认识的杜润生》，172页）这样做，想必是他知道，农研室和农研中心是农民和农村干部的念想和可依靠的地方。他不想让他们失望。而且，只要他留在农口，只要这棵老树矗立着，他们就心里踏实。在杜老这儿，没别的，就是要为农民做事儿，要成事儿，什么名头、地位全不在话下。

大约有三年时间，杜老消失于公众视野。而这三年，他实际上一点儿也没闲着：牵头课题组进行土改、新民主主义的放弃、1953年、统购统销、55年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历史的研究；去各地农村考察。例如：1993年初，去上海考察。在一个经济发达村听罢关于资产、经济结构、收入的介绍，杜老说：“大树下面无杂草，生态不平衡。”9月，去河南省商丘市参加农村改革试验区关于流通问题会议，接着又考察安徽。他还主持“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分配制度研究”。等等。

当然，他还去过广州看望在那儿创业的翁永曦。爷俩白天逛景，晚上聊天。杜老进迪厅唱“潇洒走一回”，对接下来的一幕，翁永曦有传神地形容：“曲响、舞起，杜老也随曲跳了起来，只是姿势特异，先提一只脚，嘣，然后放下这只脚，抬起另外一只脚，再蹦。我说，您这是在锻炼哪，杜老嘿嘿一笑：‘别人跳狐步，我这是猴步’”

（翁永曦：“杜老往事点滴”，载《我认识的杜润生》，173页）这个老头儿，举重若轻，举轻若重，实在是太惹人爱，太逗人，太有味道了！

1993年，杜老受邀出席纪念农村改革十五年的国际会议，这是他自1989年夏季之后首次公开亮相，并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然而合影时，他却不能被排到主要位置。主办者忿忿然，杜老却不在乎。

没有职位和职务之累的杜老，一如既往，万变不离其宗地关心他的农民调查研究。比如，怎么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怎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

1993年，民工潮刚一兴起，杜老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又一次自发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其实早在1980年代，他们就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那时，城里人把进城农民叫盲流，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紧闭城门”。而杜润生认为：“民工潮是农民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反应，是改革后农民对自主权的自觉运用。这样的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创造农业步入现代化的条件，有利于农村耕地整合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利于自给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商品化专业化转变。”它是农民以自身力量开通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杜老最先提出：“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土地不能再生，人口可以转移。若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到50%，形成人口转移，就能够减少农民、富裕农民。”（陆子修：“杜老是我由衷的睿智长者”，载《我认识的杜润生》，75页）重读杜老这些话，想着若是他此时此刻清楚地知道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0%了，农民还是很穷，他得多痛心啊！

发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博士（Lester·R·Brown）在《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一书中提出中国面临环境威胁，沙漠化、地下蓄水层损耗、土地的非农业使用等风险，一旦粮食有缺口，世界上谁能供养中国的问题。这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

中国需要回应，主流的声音是予以回击。1996年，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布朗来华，惟一愿意见他的就是杜润生。此时的杜老，代表的是理性和中国文化。他们俩在一座四合院里边喝茶边交流，杜老并不完全赞成布朗的观点，但是感谢他的警告，和他交了朋友。（杜润生：“回忆与美国学者布朗的会面”，《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233-235页）

2002年，杜老为布朗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写了篇读后感《善待天地山河》。他说：“最引起我共鸣的是，要从改革市场价格入手，使价格能包括生态成本。要发挥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一是转移税负，降低所得税，增加一切有损环境活动的税收；二是调整财政补贴，把对有害环境的补贴，转移到有利于环境的补贴”。（杜润生：“善待天地山河”，载《中国农村制度变迁》，320页）

后来当布朗的又一本书《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出版时，93岁的杜老还参加了首发式，并嘱咐记者把他的讲话发出去。杜润生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强调要稳定、界定、保护产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发包权、处置权、管理权；给农民的承包权要长期化，30年、50年、70年，有的荒地还可以实行永佃权。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放心地把剩余资金投向土地；还要允许有尝转让使用权，形成使用权市场。为了稳定土地价格，要减少地价变动对种植业的影响，规定基本农田不得改变用途。新城市备用地，尽可能选择山地、滩地、低质土壤地等等。

杜老最看不过农民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方方面面处于弱势：没有自由迁徙权；受教育有限；农村失业人口不叫失业人口，也没有失业救济；农民负担重；医疗保障不健全；就业难；土地制度不牢靠；返贫现象到处可见，贷款难，村民不能自治等等。

（杜润生：“给农民国民待遇”，《中国农村制度变迁》，300页）然而，杜老垂垂老矣，不在其位，无法调动上下资源，只能以悲悯之心，借助媒体呼吁善待天地山河和农民。

树的恩泽

杜老爱青年。在过去三十多年，一批又一批青年，像一棵棵小树，聚集在老树周围，得着它的恩泽。大树的树冠为小树遮蔽烈日风暴，如今，小树成林成材。有人说：杜老的门生遍天下，没有谁有他这样的势头。他没有山头，不拉队伍，就是珍惜人才，重用人才。而他却成了最大的“山头”。这个“山头”不是组织系统的，而是心目中的。

杜老识人，求贤若渴。当1979年人大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把在学校里读书会上的讨论讲给杜润生，杜老一听就感兴趣，邀请同学们到家里谈话。他鼓励他们做农村研究。1980年，有一群年轻人组织在一起开始搞农村调研，成立起一个小组，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发展组。这个组的成立，最初得益于邓力群的支持。后来，杜润生使用这些年轻人最多，且用心栽培、呵护。发展组的组长是陈一谘，成员有王小强、何维凌、江北辰、邓英淘、张木生、罗小朋、陈锡文、白若冰、周其仁、杜鹰、高山、白南生、白南风、孙方明、杨冠三、宋国青等。

在1981年2月11日发展组的会上，杜润生说：“请同志们记住我这句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时代需要人才，在实践中培育人才，可能比办几十所大学更有作用。按照这个需要去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即使你们坚持不下去，开个头也是好的。”他还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

此后，1982-1986年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不仅以发展组调查、研讨为依据，也请他们参与写文件。他们深入安徽滁县、江西吉安、广西梧州等地深入调查，凝结成了调查报告的经典。发展组的青年平均年龄大约30岁，和杜老相差几十岁，他们关系亲密，亦师亦友。年轻人见部长，推门就进；到中南海去汇报工作也无顾忌。

（郭平壮：“仰望杜主任”，载《我认识的杜润生》，328页）杜老给青年以告诫：“早点度过我们年轻时的那个幼稚期”，“不要去追求个人的知名度”。（杜鹰：“从农村问题研究组到农村发展所”，载《我认识的杜润生》，197页）

杜老有资历，没架子；有经验，不固执；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知识，却以小学生自居；重视书本，更注重调查研究；严肃又幽默；不施小恩小惠。大家愿意追随他，崇拜他，甚至爱他。1970年代末，他已经历练成独一无二的决策咨询和政策落实运作高手，条条道路通罗马，顺势而为。他为青年搭台，敲边鼓，“怂恿“他们，教导他们，锻炼他们。

张木生讲过一个故事：“80年代，有一次他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同去的高小蒙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以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么保守，中央留1000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青年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走出中南海，张木生以为杜老会批评他们张狂。没想到，他嘿嘿地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张木生：“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载《我认识的杜润生》，210页）

在1980年代，不仅是农口，对于各个领域的青年学者、改革者，杜老都呵护有加。1984年9月，青年人举办莫干山会议时，他给浙江省委书记薛驹打电话，嘱他支持。杜老从来不是喊口号的人，是脚踏实地，无虚言，无虚行的人。

杜老认为，“就得有唱反调的。”他求的是最大公约数，不是整齐划一。1980年代他那儿开的座谈会，常常很激烈，拍桌子的、愤然离场的，不知情的还以为在吵架。初来乍到者尤其反感：“那帮小青年是哪儿来的，怎么对老同志那么不尊重。”农口的人都习以为常，一笑了之。（段应碧：“智慧老人杜润生”，载 《我认识的杜润生》，68页）为了把事情往前推，杜老愿意妥协、改良、协商，甚至等待。他长袖善舞，是博弈高手，活生生地化腐朽为神奇，变不可能为现实。

直到90多岁，杜老还不断地向团队中人提出新课题。不过求新求变的杜老，也有不变的，比如乡音不改，到了数字时代，连机器都不识他的发音；还有，跟人家握手紧握不放。

老树遗憾

最后几年，杜老住进医院了。他的耳朵早已听不清楚，进入无声世界，也就是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回顾一生，他说：“我苦劳多，功劳少；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无愧的走向生命终点。”（杜润生：“生日有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306页）晚年杜润生远远超越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强调经济发展要关怀人，不能见物不见人，而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农协、民主、生态。

早在1980年，杜润生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就提过农民组织问题，1986年，又向邓小平提出农民协会。邓小平说再看三年吧。三年之后中国出了大事，农协自然没有了下文。1990年代，有些老人向中央领导提起建立农协的意见，领导批示中央政策研究室做些调研。调研结果是放一放再说。2007年底，杜老94岁，再次向有关领导建议，恢复农民协会，得到的口头回复是：当前重点是提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而杜老坚决认为得有一个农协，代表农民的权益和呼声。眼看没有指望，在90岁生日会上，他曾郑重地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十年过去，一声托付，几多苍凉！

縈绕他的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让农民成为自由人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他一再讲要尊重人权，尊重农民的权利，把农民当人，“我们欠农民太多”。他们用那么少耕地养活那么多人口；受城市和工业压榨，饥荒时，饿死的尽是农民。他也说过重话：“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的折腾，‘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经济没有崩溃，靠的就是几亿农民没有造反闹革命，没有罢工，而是老老实实地为国家贡献粮食。我们不为农民说话，不去替他们争取权益，不搞农村改革，就对不起我们的衣食父母。”（郭平壮：“仰望杜主任”，载《我认识的杜润生》，324页）

然而，要想保障农民权益只有靠民主制度。随着被城市化，农民丧失了原来的村庄社区，丧失了自组织能力。只有发生突发事件，才可能组织起来。要把民主意识灌输给农民，多数通过，群众监督，保留反对者权利。民主是个稀缺的政治因素；要构建农村公民社会；发展乡村自治、社区自治、民主自治。他的风格与众不同，非但不剑拔驽张，慷慨激昂；反而还语音绵软，未言先笑，力量蕴藏其中。

生态，是杜老心中又一个隐痛和关怀。1979年他刚当上农委副主任，就请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给领导讲课。农林牧渔是一个生态群，一条生物链，谁也不能离开谁。比如，在年降雨量30毫米地区，只能种草，种粮是白费，会引起土地沙化。种草就等于种粮，保护好草地、湿地就是保护好粮食生产，有些湿地可以作为野生动物生息之地。他反对北大荒继续垦荒。山林就是水源，有水就有粮，何必毁林毁草、种谷物呢？（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66页）

胡耀邦和万里都听过他讲，向他咨询。杜润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综合发展》。他的口号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文章在1980年第4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那时中国农业尚未起步，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杜润生就发出这样的远见卓识，只可惜太孤单了。然而，几十年下来，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坚持可持续发展方略便成了他念兹在兹的事。他说：“地球只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环境的破坏都会影响其相邻国家环境的质量。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休戚与共、患难同当的关系。”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并不缺乏为农民请命的人，邓子恢、彭德怀等等，但是一一陷落。杜老是幸运的。上帝给了他足够长的生命和异于常人的禀赋；历史给了他巨大的舞台和精彩的时刻，使他得以在恰当的时机发挥恰当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中国没有杜润生，这段历史会怎样崎岖，中国农民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杜老一生曾被贴上了种种标签，说实在，这些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诉求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什么。归根结底他关心的是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实现，是社会正义的实现。

杜老走了，我们伤痛，因为世上再无杜润生；我们遗憾，因为杜老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宽慰，因为他的恩泽还在。好大一棵树，必会化作永恒。

（本文在发表时，删去了部分注释）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5/1020/28057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