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难民潮只是中东陷入溃乱的副产品，根本的出路在于各国的国家重建与秩序的恢复，但国际社会并未为此而努力

过去一周，一名三岁的叙利亚男童在前往希腊科斯岛途中伏尸海滩的画面，不断冲击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眼睛和心灵。与此同时，难民大量拥挤在匈牙利等国的边境火车站，欲前往德国等国而不得的场景，又唤起了世人对1989年之前那个被铁墙分割为两半的欧洲的记忆。死亡与隔离，将现代化的欧洲带回到了充满痛苦的现实世界，也构成了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拷问。

近期，被迫的难民与主动的移民大量涌入欧洲，已构成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遭遇的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潮。但是，欧洲的难民问题并非始自今日，当前的景象只是多年来积累的紧张的总爆发。近年来横渡地中海的难民在旅途中惨死的事件已多有发生。对于难民来说，地中海变成了一片死亡之海，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超过2500人殒命于波涛之中。

叙利亚是最近一波难民的主要来源国，其背景是该国已持续多年的惨烈内战。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迄今已经造成逾25万人死亡，800多万人逃离家园。但与此同时，还有来自其他西亚、北非及巴尔干半岛国家的难民在进入欧洲。固然，少部分人也许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移民，并没有落入在本国无法生存下去的境地，但更多的是人是为了逃避战火或者所在国政府的迫害，而且后者的比例估计在不断增大。

欧洲一直主张自由、平等、宽容、多元化的价值观，倡导人权和对弱者的保护，这决定了欧洲政府在官方场合不能直接拒斥难民；欧洲的公民社会也对当政者施加了巨大压力，尤其是在小难民海滩死亡激起广泛同情的情况下。但是，要将所有难民都进行安置，欧洲必然不堪重负，所以各国在现实中又不得不采取严格政策，同时在难民负担的分配问题上各国也发生了矛盾。

当前的难民潮正在造成两大疑问：欧盟的边界开放政策能否继续维持和欧洲各国能否公平分配难民负担，而不致发生争吵和冲突。自从1985年《申根协定》签署以来，欧盟实行内部边界开放政策，持有任一国家有效身份证或签证的国家都可以在所有成员国境内自由流动，但该政策显然忽视了会在各国间游移的难民问题。于是，申根国家在1995年签订《都柏林协定》，对难民的甄别、保护和申根国家在难民问题上的合作做了详细规定。2008年申根国家又签订了《欧洲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规定各国应合理接受合法难民，对难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帮助，加强对假难民的打击力度，并加强与难民来源国的合作。

但是，欧洲各国在庇护政策上仍是各自为政。难民潮的冲击，可能让欧盟人员流动自由化政策与割裂的庇护政策之间的裂痕更加凸显。如法国总统奥朗德近期警告的，如欧盟无法就难民问题达成统一政策，保证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可能面临崩溃，从而导致大量人员流入，申根协定终结，申根国家重新立起边界。也就是说，难民可能冲击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开放的国界。

对待难民，欧洲各国的态度并不一致。传统上，对于德国、荷兰等国而言，移民及难民可以成为低技能劳动力的来源，对其国内劳动力结构的优化有积极作用，所以它们的态度比较积极；但经济比较落后、就业压力大的南欧国家，对难民就较为抵触。

在欧盟扩大之后，除了南欧与北欧之外，西欧和东欧国家之间的裂痕也在加深。在二战后，西欧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种族与文化多元化的过程，而东欧国家仍大体保留着种族与文化的同质性，这就决定了它们对难民问题的不同立场。德国已明确表示，准备在今年接受80多万名避难者，而东欧国家更多是消极逃避，比如斯洛伐克表示只愿接受200名难民，而且必须是基督教徒。在面对挑战时，欧洲国家选择“自扫门前雪”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

早在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便提议欧盟成员国按照配额重新安置难民。德国支持对难民潮采取配额制的应对方式，而东欧国家则不愿接受强制性的配额。对此，德国强调东欧国家在享受欧洲融合的好处时，必须承受相应的负担。但显然，经济更为脆弱的东欧国家不愿承担过多责任。

在一定程度上，本次难民危机再次提升了德国的国际形象，因为德国主动承担起了接收难民的国际责任，其国内的难民救助体系也更为完善。德国总理默克尔不失时机地宣称，德国是一片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土地，德国是欧洲价值观的捍卫者。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现在把德国视为安全港，他们高举德国旗帜，为获得德国接纳而额手称庆。

但德国与难民之间的蜜月能维持多久也是疑问。在难民涌入德国后，不少地方特别是东部地区，接连发生极右分子在难民营外聚众闹事、攻击难民和焚烧政府安置设施等事件。仅今年上半年，德国就发生了200余起破坏难民营事件。德国舆论也开始为本国承担过多责任而愤愤不平，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刊文指责，应付难民危机是跨大西洋共同体面临的共同挑战，但是美国未能负起它的责任。

移民涌入造成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欧洲各政治派别之间。一直以来，相对而言，欧洲的中左翼政府较为欢迎难民和移民，而民族主义色彩更强烈的中右翼则态度保守，较为抵制难民。这一次，由于难民带来的心理冲击，右翼的法国国民阵线声势大涨，其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借机加大了反移民调门，而经济萧条境况下欧洲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阴影近年来已不断滋长。

移民潮让欧洲的整体危机变得更为严峻。欧陆遭遇的多次恐怖袭击，尤其是今年初的法国《沙尔利周刊》编辑部遇袭事件，已让欧洲人与穆斯林移民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大量的中东难民无疑将让欧洲族群关系变得更为脆弱。经济方面，刚刚结束的希腊危机已经暴露了欧元区的脆弱本质，而难民将进一步冲击欧洲作为一个团结大家庭的理念，加大欧洲内部的离心力。在欧洲各国深陷人口老龄化困境，福利包袱沉重，财政和债务危机可能不断蔓延和传染的情况下，难民危机会雪上加霜。

但是，这次难民危机的本质不是欧洲危机，而是中东和北非的危机，是中东的难民危机波及到了欧洲。庞大的中东难民群体才是海平面之下骇人的巨大冰山，只是西方媒体更关注难民对本地区的影响而已。

中东一直是全球难民的重灾区。在难民潮冲击欧洲之前，中东各国已经承受过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最早的巴勒斯坦难民是困扰阿以关系多年的老问题。进入21世纪后，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所导致的动乱和教派仇杀，制造了大量难民。2010年以来，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动荡又让难民群体继续扩大。

现在的少量难民已让欧洲不堪其扰，但在过去十几年里，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约旦等中东国家早已接纳了大量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2年中东难民总数约为1030万，占全球难民总数的29%左右，这还没有算上490万巴勒斯坦难民，而他们目前已经是第四代难民了。

中东难民除了人数众多之外，另一个特点是飘蓬无定、颠沛流离，难民无法在迁居国安定下来，往往在新的战乱爆发后又必须继续迁离。比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曾是伊拉克难民的接纳国，但现在叙利亚本身变成了难民的输出国，而伊拉克又拒不接受叙利亚难民入境。随着一个个国家陷入内战，中东难民可以避难的安全港湾越来越少。

而且，多数中东国家对待本地区难民的态度极为冷漠，或者拒绝接受难民，或者不把难民视为本国公民，在公共政策方面施加歧视，这都让难民处境每况愈下。比如，除了与叙利亚之间存在传统纽带的黎巴嫩允许叙难民自由入境外，叙利亚的其他邻国都不开放边境，或是禁止流入，或是对流入严格限制，或是虽然允许难民流入，但将其送入难民营中集中管理。同时，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虽然极为富庶，有接纳难民的条件，但他们对同属穆斯林的难民无动于衷。正是由于难民在这些流亡国处境窘迫，所以有经济条件的难民更愿意向政府更加开明、社会环境更优越的欧洲流亡。虽然地中海上的遇难者令人同情，但这些人已经属于难民中的有钱人和幸运者，留在中东国家的难民，以及在本国继续承受战火的人，生活更加凄惨，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处境。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政策上前后不一，放任叙利亚形势的恶化，是加剧本次难民危机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虽然很关注中东局势，但它们把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主要投入到了对外战略方面，难民问题则主要留给国际救援组织去解决，而后者的力量杯水车薪，至多只能保障难民的基本生存，甚至连这个也解决不了。事实上，难民问题需要国际社会与输出国、接纳国的配合来解决，但因为持续的冲突和社会动荡，中东各国的国家能力已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又无法拿出充足的资源来弥补这个缺口。

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倒行逆施直接激化了本次难民危机，该组织的残忍凶暴行径令叙利亚人望风而逃。然而追根溯源，ISIS的崛起却是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早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多方已警告美国干预会把伊拉克变成恐怖主义温床，现在人们看到恶果活生生地在眼前发生。而在众目睽睽之下，美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之轻，也令人咋舌。据统计，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共接收了1500名叙利亚难民，多数是在今年，国务院预计9月底前还会再接收300名难民，这与德国准备接受的80万难民相比是天壤之别。

虽然美国并未承担起它所应付的国际责任，但美国国内的反移民倾向日趋强烈。备受关注的美国地产大亨特朗普近期公开说，非法移民是个“巨大问题”，“全世界的杀手”都在从“极其危险的边境”进入美国，他呼吁墨西哥分摊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费用。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得到许多共和党人附和。在对拉美裔移民已倍加防范的情况下，很难想象美国会对中东难民开放国界。

很显然，难民危机的根源是叙利亚冲突，但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是，面对危机，西方各国几乎没有在严肃地讨论叙利亚政策，出现了普遍的失语和无所适从的情况，对叙利亚问题茫然无措。

当前，叙利亚政府、ISIS等宗教极端组织和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三方的战争已经进入僵持状态，短期内谁也无法获胜，而这意味着流血和死亡将长久持续，叙利亚将继续走向失序和无政府状态。西方不会支持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的阿萨德政府，但也不可能支持ISIS等叙利亚反政府组织。不同国家支持的不同派别打的战争，以叙利亚老百姓作为炮灰，而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冲突拿不出可信的解决方案，即使是做做样子的促和努力也已被放弃。只要叙利亚继续流血，死亡和难民就会源源不断。

长期以来欧洲人和中东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后现代”的繁荣、安逸的世界，另一个是战火不断、民众朝不保夕的“霍布斯世界”。但本次难民危机提醒欧洲人，这两个世界是相连的，“霍布斯世界”的战乱最终要冲击后现代世界。当年，对于卢旺达屠杀等发生在非洲的遥远的冲突，欧洲人可以充分展示他们的同情心和道德感，高喊各种宏大的口号，但当难民的涌入要去他们自己付出巨大的成本时，是不是大规模地接受难民就成为巨大的现实难题。

当前，部分由于西方中东政策失败的影响，诸多中东国家的现代国家进程被打断，国家认同消失，民众沿着宗教、种族、文化界限重新定义自身，社会结构碎裂化。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都在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形成一系列新的“失败国家”。难民是中东失序的征象而不是原因，难民潮只是中东陷入溃乱的副产品，根本的出路在于各国的国家重建与秩序的恢复，但国际社会并未为此而努力，而是放任中东的伤口不断溃裂化脓。

在一个联系日趋紧密的全球化世界中，任何一个角落的动荡都会冲击整体。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布热津斯基早就警告，全球目前正在面临着秩序丧失的风险，民族主义、宗教冲突、历史积怨等都可能威胁全球秩序，从北非一直延伸到中亚和南亚，世界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破碎地带。

现在，这个地带正在变得更加破碎，并让曾经的安全世界真切地体会到魔瓶打开之后释放出的恶魔。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任其放任自流就能自动提升全人类福祉的过程，而是需要民众的参与和管控，但遗憾的是，许多“沉默的大多数”不仅未能发出他们的声音，也未能确保自身利益得到维护，世界秩序的公平与公正，依然漫漫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