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蔡昉:新型城镇化需要合理分担改革成本
发布时间:2017-05-15 09:34:46

摘要: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原文发表日期:2017.03.24

 

新型城镇化在中国的含义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什么是以人为核心呢?其实就是讲人口的问题。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中国100年都不会缺人口,这是指数量。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口的素质,就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不够。此外,中国人口的结构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力了。因此中国不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人口的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的素质问题。

我们先看看人口的结构是什么含义。人口结构在中国主要的表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叫未富先老,人均GDP还没有达到相应的阶段,但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直接反映在我们现实的经济中就是劳动力的短缺,不是指高技能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我们知道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地丧失,这也就是我们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最终导致了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实际增长率也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其实我们知道答案。过去很多年,大规模城市化带来了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的供给,从而导致资本回报率比较高,资源重新配置还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些因素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都会减慢。

因此我们看看城市化还有没有什么潜力?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在这工作,时间也不短,但是没有享受到基本的服务待遇,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固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他们到了40岁就想着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临就业问题。但是从生产率高的城市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乡村部门的话,生产率就要后退,因此这些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就要解决怎么把这部分人留在这的问题。因为中国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和决策界共识很高的一项政策,现在正在努力推进,要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我们看到,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但不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的落户,而是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导致的,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因此我们要真正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的难点在于,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各种社会保障是要有补贴和财政支出的,这部分我们还没有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做出合理地分配,此时农民工进城落户带来的好处,这个改革红利也就没有良好的分享预期,因此导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励机制。

因此,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根据在“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讲实录整理)

 

文章来源:《凤凰评论》,转载自《新华网思客

详见:http://news.ifeng.com/a/20170324/50829589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