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自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几次重大变革，每次都引起了乡村精英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变革时间相对较短且幅度剧烈，对农村的影响十分突出。

第一次变革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土地革命，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传统乡村精英一夜之间从精英行列中消失，多数人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他们在乡村中的精英位置因伴随着土地革命进行的政治革命而让位于“新贵精英”。新的精英被录用到农村治理结构中成为农村“新贵”，他们多是传统农村的边缘群体或底层村民。第二次变革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为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推行对“精英再生产结构”产生了新的影响。

不同于现代城市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基本平等的表达空间，乡村社会的运行具有一定的“差序格局”，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变迁，基层乡村社会的“格局”具有了更多的平等性，但能否在公开场合对一些议题发言进而影响他人，仍然体现出“话语权”的差异。这里的“话语权”是指在基层社会中对某些人约定俗成的社会地位判断，即在基层邻里社区生活中，一些人具有对人际关系调停的权威，以及对基层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因此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言并形成一种影响或决断。费孝通和张仲礼对传统乡绅及杜赞奇对“乡村经纪人”的界定中，一个核心的行动特征就是这些人具有“话语权”，这是乡村精英的一个典型的外在特征[1－3]。因此，本文界定的“乡村精英”群体是指在知识、经济、政治(国家的或者传统的家族意义)上拥有“话语权”的人群，例如乡村士绅、家族长老、里甲保长、村干部、地主，甚至由“二流子(二杆子)”转变而成的“说事者”也可以算在此列。

同时，本文界定乡村精英的代际关系是为了观察他们的转化结构，并不是严格按照年龄来区分代际，因此，“传统精英”和“新贵精英”、“第三代”不仅仅是精英之间的年龄关系，更是其在乡村空间中产生的时间序列意义，所以传统精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的精英，新贵精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的精英，第三代则通指他们各自的后代。

按照这一界定，在对山东比较典型的村庄进行深度的嵌入式调查后发现，在两次变革后的当下农村精英中存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传统精英及其后代通过代际复兴，实现了“翻身”；而新贵精英及其后代则维系了其精英位阶，似乎摆脱了“穷根”的诅咒；同时，一批凭借暴力获取资源的新生“边缘群体”也获得了在第三代精英结构中的“准精英”身份。与相关研究可相互参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乡村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是如何呈现的？他们转换的核心社会资源是什么？具体机制如何构成？

本文调杏的村庄居于鲁中山区，以历史悠久的A村为主，同时调查了相邻的两个村庄，以检验观察到的结果。选择的村庄案例是研究者长期生活其中的村庄，因此进行嵌入式的观察和访谈比较方便。同时也有利于跨时段观察。该区域临近城市，对当下中国的诸多社会影响因素的呈现也较为集中。笔者期望通过这一样本的变迁，比较其他研究者的发现，观察上述问题背后的共同逻辑，以揭示当下中国农村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变迁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人们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内在的脉络和主线，但研究层次和视角却在不断深化。

 (一)中国传统乡村精英的分析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精英结构(皇权－绅权)是一个核心点[1]，乡村传统精英群体的经济收入、地位、身份、职责、作用与乡村经济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4]。杜赞奇利用满铁调查材料解释了20世纪初期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乡村精英出现了从“保护型经纪”到“营利型经纪”的变化[3]。在国家权力内卷化过程中，精英发生了新的变迁，即传统士绅阶层的没落与土豪劣绅的新统治[5－6]。这些研究构成了当下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基础背景，但多是从宏观层面对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进行的分析。

 (二)现代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范式

后社会主义的“精英循环”现象一直是学术热点，它与整体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形成一个相互印证的领域。Szelényi发现，在后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家庭农场经营中，获得成功的群体大部分是在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40年代)中被剥夺利益的群体的后裔，即“精英循环”现象[7－8]。《理论与社会》杂志于1995年特意邀请包括Szelényi在内的七位学者，以“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产”为主题进行了专题研究[8]。

在土地承包制及市场经济变革之后，中国乡村精英研究更注重大背景之下的精英细化结构，并将他们分为不同类型，不再满足于将其视为一个笼统的整体。对乡村精英群体的类型划分通常以影响力来源为标准，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学者以此为基础对其内部结构与替代过程进行研究①。在乡村精英替代过程中，国家政治力量、文化与现实环境在其录用、身份更替中占据重要地位②；无论是内部自生因素，还是外部嵌入因素，抑或较重要的宗族因素，都构成乡村精英结构的影响因子。

1.制度与结构主义的精英变迁研究

对中国农村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精英研究可划分为两种视角：制度主义与结构主义。制度主义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的争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类：市场转型理论、产权转型理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转型理论[9]。这些转型理论无论立场如何，均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即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关系[10]。

Nee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中央计划征集与分配产品的性质所决定的大背景)无法解释中国农村的精英变迁，中国农村的精英变迁需要一种“市场转型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协同再分配向市场转型，权力从拥有特权的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转移，由此，以往拥有特权的等级性的乡村精英逐渐走向式微，而那些具备企业家精神并能够利用私有市场的人开始获得精英地位[11]。因此，农村私营企业主凭借社会资本与体制优势更能取得成功，从而在精英位阶上占有一定地位③。

Walder从经济结构的维度提出修正。他认为，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转变与权力和收入的分配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真正决定乡村精英变迁的是各种结构，即对资产分配的控制权，不同类型企业的进入门槛，废除计划经济的政治规则，不同经济部门的增长率，以及影响价格与以上诸要素的国家政策[12]。

而毛丹对现代“乡村共同体”在新的社会条件中的变迁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概括，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即经济共同体转型、治理共同体转型、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市场等诸要素对乡村变迁的影响[13]。乡村共同体的变迁构成了乡村精英转化的社会背景和平台。

2.现代选举对乡村精英结构的改变

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选举对现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村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是“行政吸纳政治”的村干部体制的结果④，而“干部权力转换延迟效应”在这类精英群体中起着重要作用[14]。在基层选举中，通过制度化流程，村民可以通过选票影响村干部，减少村庄行政支出份额，从而达到强化对村庄内部村委会问责的效果⑤。选举起到一种“回归”的作用，它使“第三种力量”(“衣锦还乡”者、在外不得志者、有抱负的大学生)在民主选举的号召下纷纷还乡，成为乡村精英新的组成部分。但他们成为精英的过程并不能离开乡土结构——人情票的影响⑥，其中传统乡村宗族结构在选举中也对精英结构产生着极大的冲击与影响⑦。

3.文化代际传承的视角

以上两种视角的“强结构主义，弱行动者”倾向往往会过多地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忽视文化的能动性。基于“机会流动论”，吴晓刚与吴愈晓从文化资本的视角透视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认为新贵精英比传统精英更容易实现精英再生产，且两者的精英再生产路径也不尽相同[15－16]。同时，吴愈晓以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为书样，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第一，“旧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开放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概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17]。同时，在农村政治精英转变的问题上，性别差异依旧显著[18]。

郑辉与李路路认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机制是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的，而精英代际转化机制则是指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通过上述两种机制，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19]。

 (三)研究评述与问题界定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诸多特征：第一，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到中观阶层和文化维度的过渡；第二，呈现逐步实证量化研究的特点；第三，不再将乡村精英看作静态的结构分化，而是进行类型变迁的描述。这些研究路径在不断细化，然而无论宏观、微观，还是实证量化研究，都侧重于“面”的整体描述与解释，较少对乡村精英生产与再生产的内部机制进行分析。作为精英资源的文化机制如何在再生产中呈现出来，也缺少具体的细节补足。

笔者从微观角度切入，以长期嵌入式参与观察和集中深度访谈的方式，在对大量一手采访材料和研究对象的村委会现存资料档案整理的基础上，透视一个典型村庄的精英再生产机制，观察在市场经济发展影响比较显著的区域，乡村精英代际延续的可能的内在结构变迁。

笔者调研的A村有1442口人，土地1872亩，位于鲁中山区，淄河北岸，北高南低，是典型的北方小山村。同时参照调查了该村西北角的B村(它与A村较近，远看似浑然一村)，以及西邻的H村。囿于文章篇幅限制，许多档案资料的整理和访谈资料不一一列举。

A村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在公社运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后，该村两类精英群体的变化比较明显：第一类是新贵精英及其后代；第二类是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在以国家权力放松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大背景下，传统乡村精英与新贵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改革中各自进行着第三代精英再生产，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那些被国家权力所“剔除”出精英行列的传统精英及其后代重新获得了精英地位，形成所谓的“翻身”现象⑧；那些被国家权力录用的新贵精英及其大部分后代继续保持着精英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穷根”的诅咒。两类精英通过各自不同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建构了现代乡村精英结构。一般村民则较难进入乡村精英行列，因而当地村民称之为“穷根”，即“贫穷是会代代扎根的”。

 (一)新贵精英的“崛起”机制

A村新贵精英生产机制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通过掌握农村治理权力，使自身及其近支亲属进入与村庄公共治理相关的领域，从而谋得福利[20]，可以说，这类精英是通过历史特定时期的阶级划分积累了“第一桶金”。

A村第一任书记孙纪澄及其近支便是通过这种方式跻身于村庄精英行列的。孙纪澄在阶级划分的时候被划分为十分纯正的“贫农”，又因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很早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以成为A村第一任村支书。而孙纪澄的近支亲属孙纪炳⑨的情况则据村民说：“孙纪炳家那个时候穷啊，他爹早死了，只剩下他妈和他，家里是破草屋，没饭吃，没衣裳穿。但你看人家现在，家里有钱，儿子给镇长做秘书，还抱上了孙子。多好啊！”⑩

显然仅具备阶级成分还不足以使某一个人成为村干部，他也必须具有一定的个人基础。首先是敏锐的政治观察能力。孙纪澄在1951年成为A村第一任书记，不仅是因为阶级成分纯正，更重要的是其政治敏锐性较强。据村中与其年纪相近者回忆，此人在共产党刚开始主政村中事务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将决定村庄命运。在其他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就提出入党申请，成为村中同辈份中第一个人党的年轻人。他对村中的大小事务都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与党相关的事务上，参与积极性很高。其次是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孙纪澄有较好的口才，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能够打败竞争者而成为村中第一任书记，并连续担任此职务达八年之久，完成了向新贵精英转化的最重要一步。孙纪炳则具有非凡的处事与判断能力，虽然话不多，但话能切中要害(11)，能比较圆融地帮村民解决纠纷。他在处理村民纠纷时，不仅不明哲保身，敢于参与处理，而且能客观公正地既主持公道，还能为双方留足情面；在处理村际纠纷时，能照顾好A村村民利益，所以能够赢得A村村民的交口称赞。

此后，在他的“培养”下，直系子女以及一些近支亲族开始成为该村的“精英人士”。例如其二儿子孙赵产在1987—1990年间担任村主任；三儿子孙赵县本是村小学教师，现已调任区小学任教；四儿子孙赵据本是村卫生所医生，现已将村卫生所转化为其私人经营，原先的两名医生同事现在则成为雇员。

农村家庭、家族的资源配置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性质[21]。孙纪澄就像一棵大树，提升了自己近支亲族在村庄中的地位，为实现精英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孙纪炳便是在其直接干预下，一跃成为村中最具权力与威望的精英。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近三十岁，这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侍从主义”(clientelism)的政治特征[22]。孙纪澄对孙纪炳的提拔是不遗余力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将其安排在村生产队中做事。1996年，又帮他成为村主任及村支书。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农村，“贫穷”一度成了新的政治资本[23]27。共产党的干部录用基本上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而阶级成分的纯正性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所以，被划分为“贫雇农”的村民成为村干部录用的主要对象群体。传统精英则与政治领域基本绝缘，许多以前一无所有的贫农阶层一跃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其中，乡村中的公共权力的转换成为新贵精英的主要资源，这在案例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出来。同时，相关研究也发现，不少乡村新贵精英借助成为“村干部”而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12)。A村历任村支书及其精英属性统计见表1：

表1 A村历任村支书及其精英属性统计表（略）

 (二)摆脱“穷根”：新贵精英实现再生产

在新贵精英的再生产机制中，经济收入、文化资源以及权力拥有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孙纪澄身为A村第一任村支书，拥有在村庄中协助政府进行“征购提留”的权力，还有一定的村干部补贴(13)。然而，他不再仅仅依靠政治权力资源，因为政治权力资源是有任期限制的，而且其公共属性无法令任何人长期占为私有。他不再仅仅将眼光局限于农村，而是积极地将后代推往城市，使他们实现非农职业化。所以，他将通过权力获得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教育领域，使这些资源在其后代身上转化为文化资源，凭借文化资本进入城市。

新贵精英通过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村庄小共同体的封闭环境所带来的保守意识，而且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基于管理公共事务中所积累的对知识重要性的认知，他们十分重视为下一代提升文化资本，这是天天“与黄土地打交道”的纯粹农业劳动者所缺乏的。孙纪澄不惜花重金培养两个孩子获得专科教育文凭(20世纪70—80年代，专科教育的花费大概要一年100元左右，这对一个小山村的村民来讲是一大笔钱)，从而使三子成为小学教师，四子成为职业医生，实现了“旱涝保收”(村民对“吃皇粮”人员的形象说法)。

新贵精英的后代具有不同于前辈的特征：首先，他们通过文化资源积累了经济资源，而非直接利用权力资源。其次，受到第一代的熏陶，他们深知权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凭借自身的优势积极争取权力资源。孙纪澄的小儿媳妇积极竞选村妇女主任一职，并成功赢得一届选举。

同时，他们深知各种资源之间互融与交换的重要性。A村新贵精英“孙子辈”(第三代新贵精英)几乎完全得益于文化资源的助力。孙氏的后代中除小儿子的子女尚小外，大儿子的两个子女都已经接受大学教育；二儿子的女儿在山东青岛一家公司从事白领工作；三儿子的独子大学毕业后，应其父亲要求考取湖北省公务员(14)。孙氏的第三代孙辈完成了从农村村民向城市居民的蜕变，实现了第三代的非农职业化的身份转变。

因而，该村新贵精英的家庭经历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交融互换。第一代新贵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与政治敏锐性、积极性，依赖权力资源，积累了自身的财富，实现了自身从农村社会结构的底层到顶层精英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村庄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提升了自身的识见、知识水平与知识意识。孙纪澄的小儿子说：“我爸经常在饭间对我们兄弟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得长出息，好生(好)读书。’他很支持我们读书，这就是我跟我三哥是我们村最早去读专科的原因。现在看来，我爸的说法是对的。”(15)

为新贵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提供佐证的，还有A村的丁仪章。他们与孙氏三代之间具有大致的相似性。与孙氏的不同在于，丁氏第一代是通过服兵役获取自己的“第一桶”政治资本的。丁氏三代之间相对比较简单，所利用的资源交融互换相对单一：第一代直接通过权力资源将自己的儿子推荐到外区的工矿企业就业，从而转换为工人，呈现典型的时代特征。相同的是，到第三代的时候，丁氏像孙氏一样，都将权力资源与经济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丁氏的第三代子女中，其中之一通过服兵役入军校学习，现在在北京某部门工作；另外一个考上山东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被选拔为国防生，现在湛江服役。

孙氏和丁氏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将经济资源转换为以文化资源为主，培养自己的子女脱离农业劳动。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传统精英的再生产机制趋同，都积极使第三代接受教育，提升文化资本的含量，实现第三代的非农职业化的身份转变。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观察，该村新贵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基本上是采取此类路径，这是中国乡村政治转变大背景下的一个典型体现。中国“村干部”通过体制内的招工、推荐工农兵学员、入党，甚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传承等途径，在土地改革后逐步实现精英的代际再生产。

 (三)打破与延续“穷根”的诅咒

 “穷根”的诅咒在产生出新贵精英的特定底层村民身上，被以阶级为干部选拔标准的乡村政治运动所破除：借助村庄公权力，他们在精英的位阶上成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受益群体。通过第三代精英的再生产，新贵精英努力打破“穷根”的诅咒，实现了自身的精英化，他们的下一代也基本成功地实现了精英的再生产。

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结构观察，中国共产党通过乡村治理权力的转移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破除，因此，权力的转移使得一部分村民的“穷根”被“拔起”，使“贫穷”无法在他们身上扎根。然而，“穷根”诅咒的破除并不具有普遍效应，那些没有被政治标准所录用的底层村民依然难以摆脱“穷根”诅咒的缠绕。

本研究所调查的三个村庄由于是规模较小的山村，承载的传统精英数量较少。据调查，三个村庄的传统精英一般是以家族结构出现的：A村宋氏家族、B村王氏家族以及H村孔氏家族。A村宋氏家族中的宋槐被划分为富农，宋锡、宋茂为上中农，王明为上中农；B村的王新、王普、王亮、王圈、王言等近支家族被划分为上中农；H村的孔同、孔春被划分为上中农。

 (一)传统精英的际遇

传统精英在传统社会占据一定的地位，是乡村秩序的维系者与治理的主体力量。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各解放区进行了激烈的土改与整党的大规模运动，使他们彻底让位于“新贵精英”(16)，当时阶级斗争的话语系统重塑了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政府依据土地与财产将农村阶级结构重新厘定[24]。对传统精英的权力资源的剥夺不仅是精英地位，而且还涉及他们的家人与子女。他们不仅不被本村外族所接纳，而且不被本族所容纳。宋胜洲回忆道：“那个时候成分不好，我们出去不敢讲话。别人能讲的话，我们就不能讲。只能顺着墙根走，抬不起头来。”他家里的田园土地被分配，而且自己也无法再继续上学，“我在初小的时候学习还是可以的，但上完初小，人家就不让去了，说是成分不好，不能上学”(17)。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些传统精英便持续位于社会底层[25]。

传统精英往往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A村的宋槐、宋茂是典型的以土地起家的地主，宋锡则是有功名的士子出身，在访谈中上了年纪的村民仍然对后者尊敬有加(18)。宋锡曾经担任过共产党地下兵工厂的会计、镇长，退任后曾做过学校教师。B村的王圈家是土地所有者，王普家则是书香门第。王普的父亲颇好读书，20世纪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后，王普被任命为B村幼儿园的园长。H村的孔同、孔春也因是土地所有者而被划为“上中农”。一些年纪较大的村民回忆说，这些人祖上都比较富有：A村的宋锡家族拥有蚕场以及专属的果园、菜园，家族墓地是临近几个村庄最为正式华美的；宋茂家则房屋较多；B村的王圈家则田地较多。

 (二)“翻身”：传统精英的重新崛起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些过去曾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传统精英在三个村庄中重新崛起[7－8]。这里的“崛起”并非仅仅指政治上的“平反”，而是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中有许多人仍然没有被摘除“地主、富农”的标签(例如宋茂、宋槐、王圈等并未被平反)，而且村中老百姓在与他们发生争执时，有时仍然会说他们“改不了地主、富农的本性”，但其子孙已经不再被阶级成分所困扰，重新成为村庄的精英。

与大多数底层村民不同的是，传统精英的第二代子女重新变成乡村精英，第三代子女多数则跃出农村成为城市居民：A村宋槐的儿子经营村中“小卖部”三十年，并逐渐壮大到垄断三个村的零售业，三十年的经营经验使其不仅在价格、质量方面，而且在客户方面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村中虽然也相继出现过几家小卖部，但最终不是难以为继，就是以倒闭而告终。宋锡之子经营农村土地耕种生意已经三十几年，颇具经济实力，至今已经拥有三台大型拖拉机，成为资本密集型投资的大户。B村的乇氏家族借地利之便经营蔬菜生意，成为村中的蔬菜经营大户，据访谈得知年收入达10万元。H村的孔氏家族在B村中建立电缆厂，最近以140万的价格转手。宋锡的孙辈考上大学，并继续深造。B村乇氏有两个孙辈也已经大学毕业，分别在济南和沈阳工作。H村孔氏的第三代博士毕业后在青岛工作。

笔者去访谈一些村民的时候，他们对这一现象并不表示惊奇，有的村民甚至会哀叹自己的际遇：“看来穷是会扎根的！”(19)这句形象的话语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传统精英“翻身”的事实。对多数底层农民而言，土地改革是一次财产的再分配，尤其是被划分为贫雇农的村民，一夜之间成为具有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中等富裕农民，成为土改的最大受益者。然而，时过六十年后再观察农村的社会分层，当年土改的最大受益群体现在仍然处在较低的社会位阶，“穷根”的诅咒远没有破除。

 (三)传统精英的再生产

改革开放后国家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政治身份的判别功能逐步消解，这成为乡村传统精英翻身的先决条件，即使那些未被平反的传统精英也不再被歧视。个人能力，而非政治标签成为判断村民的主要尺度。由此，传统精英获得了“翻身”的社会空间。但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这些传统精英的子女依赖的资源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比其他人更易于利用市场方式？

1.再生产的内部结构：文化资源的代际间“言说”

与新贵精英不同，传统精英的地位不仅源于经济资源，而且源于公权力资源与文化资源。他们大多数人并非赤裸裸地以土地财富建构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是以土地致富，然后将积累的经济资源供给子女接受教育，求取功名，得到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得到了权力资源，成为融知识(士)、权力(绅)、财富(地主)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1]。这就是乡村传统精英典型的“耕读传家”模式。

经济、文化、权力资源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维持了他们的精英地位，其中经济资源与权力资源是显性的，而文化资源是隐性的，但对文化资源的重视是传统精英的最大特征。文化资源促使他们重新崛起，其再生产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类似于遗传，具有“不可见性”，保证了他们后代的“翻身”，并重新创造“可见的”经济资源。

传统精英得以“翻身”的机制是文化资源得以起作用的“言说”功能[26]。以土地资源起家，受耕读模式的影响，因而他们十分重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家庭教育。例如宋锡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且对楷书颇有研究，他注重通过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去影响子女。其子回忆：“小的时候，我父亲十分重视我们的教育，甚至亲自在家里教我们学习。我的毛笔字就是跟着我父亲学的。”(20)

这种潜意识的、看似不起作用的以文化资本为媒介的家庭教育，大大提升了子女的知识意识与学习能力，使子女具有较强的接受与学习能力，且能较为敏锐地发现机遇并加以利用。宋槐的儿子回忆道：“村里供销社要卖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里可以挣钱。”笔者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判断。他说：“这很简单啊，油盐酱醋茶，大家天天都得吃，这个生意什么时候都不会亏本。”(21)他看到了商机，并适时将这个供销点买下做大，但这种头脑灵活并非生物意义上的“天生”，主要是在家庭教育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结果，是一种家庭“遗传”。因此，文化资源的代际影响是通过家庭教育中“言说”机制起了作用，类似儒家所说的“濡化”。“言说”可以使父辈的经验以言语或者文字的方式传递下来。传统精英的优势在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外在的文字表达，从而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例如B村王氏的第三代就说：“我虽然考上大学，但我的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去管教我，与此相反，他并没有给我压力，而是讲：‘用不用功学习，你自己看着办。如果学习不好，你就像我一样，在家里下地干活，反正咱家里不缺锄头。’”(22)据他回忆，他父亲并没有说教般地去向他灌输“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之类的话语，更没有动辄棍棒教育，但这种具象的适合未成年人的话语比生硬的说理更能激发未成年人的学习动力。

与其他村民相比，传统精英可以较容易地利用“言说”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营造家庭外在的学习平台来增强后代的学习能力(23)。而乡村底层村民即使有一些经验积累，但囿于文化水平低，无法将经验转换成恰当的言语传达给下一代，也就无法使下一代得到提升。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即使是一小部分经验得以传承，便可产生巨大的个人绩效差异。乡村传统精英通过“言说”机制重视文化资源，不仅使第二代子女得以“翻身”，并最终使大多数第三代子女改变农民身份，实现非农职业化。

2.再生产的外部结构：经济资源的重新获得

从村民个人的经历来旁观，这些村庄传统精英的子女头脑基本都比较灵活，善于经营。“文化大革命”后，传统精英已近暮年，生理年龄决定了他们无法再做出一番事业。然而，他们的子女们却能够承接“言说”的家庭文化资源，重新跨入原先父辈在乡村阶层中的位阶：有的经营乡村小商品销售，有的因地制宜开展机械耕作，有的甚至开办工厂。他们对于非政治性的商业、经济作业较感兴趣，且能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这也回应了前面Nee的研究中的特权精英式微而新兴精英利用市场获得精英地位的分析。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他们也能够吃苦，比较勤劳。访谈中，村民们对他们评价较高，他们几乎不在村庄中的懒人行列，而被归入勤劳村民的行列。在父辈被打倒且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们首先是靠自己的“聪明头脑”积累经济资源，这是他们与新贵精英子女的最大不同所在。在具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源之后，他们供子女上学接受教育。这些家族的大学生比例相当高，仅就A村而言，2000年到2003年所有的大学生中，传统精英家族的后代占了50％，而且都是国家重点大学。这类精英的再生产机制被村民所羡慕，很多村民都讲：“你看人家的孩子多有出息，不是在城里工作，就是在上大学。”(24)

国家政治力量所引发的乡村权力调整在农村新贵精英的生产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也导致了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的中断。但传统精英通过独有的“言说”机制——家庭的日常教育，保证了其后代学习能力的提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及随后大规模的市场经济背景下，重新积累了经济资源，实现了第一代到第三代的精英再生产，实现了“翻身”，成为现代乡村精英。但与新贵精英相比，在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中权力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弱的。乡村传统精英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之后，对公权力具有本能的恐惧感，并对政治持拒斥态度，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政治参与意识不高。务实态度与对政治的疏远感使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领域以积累财富，投入到文化领域以改变命运。

虽然新贵精英使根植于传统农村中的“穷根”说不再是套在底层农村村民头上的“诅咒”，但许多研究认为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乡村的“二流子”，并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论是新贵精英还是传统精英，他们所依赖的经济、权力及文化资源都是被公众所认可的。但在笔者调研的A村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一类比较特殊的群体——“二杆子”(25)或者“二流子”(26)，他们凭借暴力以及其他威逼利诱手段攫取资源，在乡村精英位阶上取得经济或政治地位，逐渐从乡村体制外力量转换为乡村精英结构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的基层选举中，以宗族为外衣的“黑恶势力”或者说“准黑恶势力”也以此群体为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一群体逐步实现了经济富裕，成为乡村精英位阶中的“准精英”(27)。

 (一)“准精英”的产生

一般来讲，这类村民以使用私人暴力而出名。A村以宋奔衢与丁申贤为代表：他们身材比较魁梧，敢于使用暴力，同时比较讲义气，能够组建围绕自己的一个小“团伙”。基于这些特质，他们虽然不经常使用暴力，但长久所形成的威慑让村民忌惮三分。凭借这种暴力形成的“声誉”，他们能够在许多涉及村共同体的公共项目与工程中获得利益，更有甚者能够在乡村选举中获胜。

这类“准精英”一般都与村干部维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一方面他们可以从村干部那里得到一般村民无法知悉的信息，这些信息事关村庄公共工程项目；另一方面他们与村干部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关系。村干部身为公共工程项目的决策者，往往无法亲自承包这些项目，若能借助“准精英”的前台参与，则可将自身隐藏在项目背后而得以分享利益。这些村庄公共工程没有一般的村民参与，基本上都被“准精英”所承包，而村干部则有股份在其中。A村的自来水工程、路面硬化工程、水库整修工程、村宅基地开发工程，均由这些“准精英”承包实施。在村宅基地开发项目中，“准精英”首先通过内部交易形式获得所有宅基地，然后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再将这些宅基地转手卖给普通村民，从而赚取差价(28)。如宋奔衢通过承包村水库整修工程，在整修完毕后将水库承包下来，使其成为私人经营项目，开展养殖业。丁申贤则在村中经营一家餐馆，同时还非法经营砂石矿山(29)。他们有的也会踏足村庄政治领域，其中宋奔衢经过竞选还成功连任两届村主任。

 (二)“准精英”的再生产：一个尚未明晰的过程

之所以称其为“准精英”，是因为村民对他们取得精英地位的方式并不认同。当提到他们的时候，村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的是那个二杆子啊！”即使他们已经很少使用直接的暴力手段攫取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漂白”，但村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认同他们。以宋奔衢为例，他虽连任村主任，但村民在遇到需要解决的纠纷时，很少会找他作中介协调，仍然会去找村支书，却不理会他这个村主任。

基于村民的不认同，“准精英”们努力转换为为村民认同的真正“精英”。“漂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途径，另一种是经济途径。

当问到为什么竞选村主任时，宋奔衢说的是“官言官语”，即“为村民干点事”。然而其他村民都会这样评价：“村里那点油水都让他捞光了。”(30)但他们也期望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服务村民的过程中，取得村民对自己的良好评价，将自身非正常“起家”的历史“漂白”。自从当上村主任后，宋奔衢一改自己的“二杆子”作风，温文尔雅地与村民交往。在每年农历大年初一会去比较重要的村民家拜年，这在他没有担任村主任时是不曾有过的。丁氏则通过经营正规餐馆的方式，将自己非法经营砂石得来的财富洗白。他在经营餐馆时一改原来的作风，通过公道实在的经营方式在村中获得了一致好评(31)，这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村民对他的印象与评价。

由于这些“准精英”是市场经济后的第一代，其再生产机制尚未呈现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土改中出现的“二流子”攫取村级党组织的现象似乎让这一现象并不孤单，在一定程度上，前述的新贵精英也有许多出身于此(32)。而陈思和、程娟娟等人通过对土地改革时期文学素材的分析揭示，革命后的农村掌权者有许多都是“痞子”(“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人”)，即农村的“流氓无产者”，而非典型的“贫苦大众”[27－28]。从土改中“贫农团”的材料可以发现，很多所谓的“贫农”也是传统农民界定的“二流子”[29]。

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精英”的生产路径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性格与体格的遗传具有不确定性(33)，并且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父死子继”，而是遵循优胜劣汰的能者继承规则，这加大了“准精英”的后辈复制父辈的困难。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治日渐完善，日后想凭借暴力攫取资源获取村庄精英地位将更加困难。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的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农村新贵精英的崛起与传统精英的衰落。在本文所调查的案例中，农村新贵精英打破了“穷根”的诅咒，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传统精英则实现了“翻身”，实现了精英的代际传承与非农职业转换。正如布迪厄所说：“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和所有的群体都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程度来使用他们可支配的所有再生产策略，每一个行动者或群体真正投入使用的再生产策略体系在每一个情境中都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尤其是取决于他的资本结构。”[30]因此，虽然多数后代成为第三代村庄精英，但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是不同的。

在本研究案例中，一个不同于其他文献的现象与机制逐步呈现出来：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再生产呈现出趋同化现象，即无论是以权力资源累积经济资源得以再生产，还是以自身能力积聚经济资源实现重新精英化，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子女都获取了精英的位阶，他们竭力使自己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以文化资本实现子女职业的非农化。在这一过程中，显性的经济与权力资源累积是一方面，而隐性的“言说”机制的传承也不容忽视。

时间向度乡村传统精英乡村底层农民文化经济资源乡村阶级敌人乡村新贵精英政治经济资源“言说”机制“权力”路径第三代乡村精英文化经济资源资源向度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拔，新贵精英从底层村民被录用为农村干部，成为乡村权力拥有者，凭借乡村公共权力行使积累了经济资源。新贵精英的第二代利用丰厚的经济资源获得接受教育的物质保障，以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取经济资源。在父辈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职务的竞选活动，力图维持权力资源的延续。

传统精英的第二代子女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凭借自身能力积累了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再精英化。他们之所以能够比那些一直被“穷根”缠绕的底层村民更容易实现精英化，得益于文化资源在传统精英再生产中的“言说”机制的作用。

案例村庄中两类精英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与公权力做出的制度性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新贵精英是积极地利用这些制度性选择，而传统精英则是借助市场经济的条件绕开了乡村的公权力。但在第三代子女的再发展方面，他们的再生产机制却共同趋向利用文化资源(34)，实现非农职业化身份。这不仅是中国农村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势所趋，也是农民城市化路径的必然选择。不过，需要保留的是，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离城市较远的大多数农村，精英结构受进城务工的人口流出影响较为明显，这则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和领域。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观察带来更为严峻的议题：中国乡村精英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会受到何种社会要素的影响？在教育资源日益向城市倾斜的情况下，底层村民能否打破“穷根”的诅咒，实现精英梦(35)？底层村民与精英们要实现或维系精英化，是否必须依赖提升文化资源路径，即通过接受教育提升文化资源，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并最终实现非农职业化身份？这些都影响着中国现代乡村的治理和国家政策的供给，需要进一步观察。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浙江大学学报》

详见：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Report/201409/t20140901_2058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