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有感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的速度和效率，在向前看的同时也在向钱看。但在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东西却很容易被人们遗忘。所以，回顾一下发展的历程，带着这些经验和教训踏上新的征程，前进的步伐将会更加稳健有力。虽然林毅夫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是几十年前中国的合作化运动，但是通过这次运动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应用到当下甚至是将来也并不过时。
林毅夫在文章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历史及1959至1961农业危机的成因。
政府在1952年把田地分给了农民，但紧接着在1953年开始了合作化。合作化开始几年内效果很好，农业产出连年增加。但在1958年合作化变成了强制性的运动，所有农民必须入社且不允许退出，在1959年到1961年农业产出不断下降，出现农业危机。危机后政府采取了更现实的农业发展策略，比如像由优先发展重工业暂时转向优先发展农业，对良种、化肥与农业机械的投入也增加了，但农业生产率却没有相应上升。基于这种现实，作者反驳了三年农业危机成因的三个假说，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即农业危机的成因是集体化的性质从重复博弈到一次性博弈的转变。然后作者通过统计数据证明了三个现有假说是错误或者不全面的，而且也证明了自己的假说的正确性。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农业危机的成因是对合作社社员的退出权的剥夺。这篇文章中最出彩的地方是作者对三种假说的反驳和退出权假说的提出。当经济理论和现实有冲突时，肯定是经济理论出现了错误，这是作者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当三个假说中提到的失误在危机过后都被修复后，农业生产率却没有上升，这显示假说是不成立的。而作者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即在危机过后没有被修复的是对农民自由退社权的剥夺。结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普及后农业生产率逐年上升的现实，就证明了作者假说是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的。
合作化运动因其实现了对农民自由退出权的剥夺，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对农民退出权的剥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乎是半年之内完成的，从时间上看这有点急于求成。林毅夫的退出权假说解释了农业危机的成因以及1979年之前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下的现象，这只是针对合作化运动本身的解释。而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值得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即什么促成了这场非常急于求成的合作化运动。下面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的是一个极度落后的农业国，大部分公民居住在农村，重工业总产值只占GDP的7.9%。此时中共领导人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重工业代表着现代化大工业，而重工业比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富强的国家需要以重工业作为支撑。当时中国作为贫穷的农业国，人民购买力无法满足轻工业发展需求，而重工业具有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产业特征，这就使重工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进行工业化积累。同时，新生的共和国受到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威胁，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保证，没有国防，就要挨打；要有强大的国防，就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从而也必须要有强大的重工业作为基础。当时情况要求中国必须要走一条重工业强国的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的信心。
因此，面对诸多发展道路，中共领导人最终决定学习苏联，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但紧接着国家领导人就面临了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当时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业国家，生产活动主要集中于农业部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是自己使用，剩余很少。加之生产率低下，生产的产品少，可供出口的产品就少，国家的外汇储备就非常低。国家刚建立起来，各行业百废待兴，人民手中的资金少，储蓄意愿就低，这就意味着国家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对重工业进行投资。而重工业建设周期长，收效慢，机器设备大多需要依靠外汇从国外购买，而且一次性投入非常大。从前后对比可以看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中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状况是相矛盾的，重工业发展困难重重。
面对众多困难，中共领导人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压低工资价格、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利率，使重工业使用的资金变得便宜。但是低价格使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此国家不得不采取计划配置资源的方法，安排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当中。国家还采取了剥夺企业自主权等措施来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一条就是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即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使用工农业剪刀差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提供资金。
1953年前，国家号召卖什么，农民都会抢先来卖。但自1953年后，农民变得不愿意把农产品卖给国家了，这因为1953年后国家开始推行重工业建设，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农民自然不愿把农产品卖给国家，而是卖给私营企业以求更高收入。很多农产品如粮食、各种肉类蔬菜都是由农民提供，而国家部分外汇还需要靠出口农产品获得。如果农民不愿把农产品卖给国家，国家无法从农产品低价买高价卖的过程中获取剩余，也无法去国际市场换取外汇，这无疑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是相违背的。因此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棉花进行统购，即农民必须交足政府的粮食和棉花需求量以后，剩下的自由支配。但问题也很快出现了，很多农民开始少种植棉花和粮食，种植更多其他的经济作物。所以，国家从1954年开始对所有农产品进行统购。
决策层以为这种方式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由于农产品价格普遍被压低，农民偷懒的机会成本下降，农民的积极性下降，农民愿意选择多休息而少劳作。同时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工人的数量上升，需要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也随之上涨，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或者加大农业投入等措施来解决这个矛盾，但这些措施都需要资金的投入，这无疑会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国家领导人就在想一个更为完善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既不影响工业化进程，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受我国早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农民在农忙时节互相帮助收割作物的启发，国家领导人决定采取合作社的生产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现象，开始几年农业生产率逐年上升，后来随着国家重工业投入的加大以及早期合作化运动成功的鼓舞，领导人觉得合作化的步子可以跨的大一点，即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从而剥夺了农民的自由退社权，进而导致了三年农业危机的发生。
如果说对农民的自由退社权的剥夺是三年农业危机的成因的话，那么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是合作化运动发起的原因。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现在依然影响着我们国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困境便是其中之一，为发展重工业环境已经被破坏，但经济依然发展缓慢。对重工业的过分倚重还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和商业发展相对较慢，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经济增长。还应提到的一点是，重工业的高积累，使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逐渐落后与周边国家。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学习苏联的经验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中国实际情况，这是有失偏颇的。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1929年的苏联差不多，都是农业国且工业基础薄弱，苏联后来的快速发展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在实际国情与苏联相近的情况下，采取与苏联相同的发展战略的做法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我想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之所以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除了借鉴苏联的经验外，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在看来这种理论过分夸大了在经济运行当中政府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这种理论却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且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采用。
在选取发展道路或者出台一些政策时，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收益与损失，因为一个很小的失误也许会对国家造成很大影响。如果中国当时采用更均衡的发展战略，也许问题会少一些。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只有从这些走过的弯路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Report/201406/t20140624_2004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