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其仁，1950年生，博士，教授，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主要著作：《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收入是一连串事情》、《挑灯看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等，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荣誉。

导语：不能说行使权利可能遇挫，就把人家的权利剥夺干净

比“土地无弹性”更甚的一种谬见，是主张“不能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因为据说“给农民土地权利会损害农民的利益”。根据此论，土地市场无从立足，因为“不给土地权利”意味着抽掉了市场的前提。这不是小事，值得认真一辨。讲过了，对论不对人，谁谁说的就不引了。

先看经验。容我从近的说起。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邓小平见外宾讲中国状况，有这么一句，“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当时是真不够吃，城镇居民靠票证分配，粮食有定量，副食也有定量，像东北地区炒菜油每人每月3两，所以主政者荣获“陈三两”美称。新鲜菜蔬不要定量的时候，靠排队。农村呢，2亿多人不足温饱，种地的人自己吃不饱还要交粮食。有同学问起，那时没有房子问题吗？有的，比现在严重，但谁也顾不过来。吃不饱的时候，什么也顾不上。

为什么8亿人搞饭吃，还是一个不够吃？天气好坏、土地大小、肥料多少？都有关系，也曾经用尽一切力气去改善。后来发现，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肯不肯好好干。多开会、学大寨、阶级斗争？后来也发现，一时行，长久不行；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灵。直到1984年，中国人搞的饭终于够吃了——全国范围第一次出现卖粮难——凭什么？官方表达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掰开了看，联产承包制里的那个“产”，不是产量，而是土地财产，是农家利用耕地的权利。当政策和法律承认农民家庭拥有承包、耕作、经营农地的权利时，农民种地的行为判若二人！

清清楚楚问一句，中国人吃饱饭，到底靠什么？是靠“给农民权利”，还是靠谬论主张的“不给权利”？那一波改革其实是围绕这个要点，做了一场社会实验。开始不少省份坚持“走阳光道，反独木桥”，结果先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以“产量”检验了“方向”。我下乡的黑龙江省，“粮豆总产300亿斤”的宏伟目标年年喊，但没有一年做得到。后来改革顶不住了，也包产到户，当年粮豆就过300亿斤。“给农民土地耕作和经营的权利”，究竟是损害还是增强了农民的利益，历史是做了纪录的。

农民能不能谋求农业以外的收入，也是一个权利问题。多少年都是不行的，后来开了一个口子，就是可办乡镇企业，叫做“离土不离乡，就地富起来”。集体的乡企之外，再多几条路行不行？离土又离乡，农民个人进城镇经商务工，到沿海打工，行不行？慢慢都行了，其实就是不断“给农民更多的权利”——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劳动能力，其实也是一种人力资产，农民自己有权用还是没权用？可不可以人往高处走，到一切可能带来更高收入的领域去试试运气？

这些都是“权利”。有点抽象，不似送农民一些慰问品，或发一笔国家补贴那么看得见、摸得着。“权利”者，一组制度安排下允许的行为范围也。承包集体土地、从事非农生产、办农民企业、到远方打工，还不都是“行为范围”？所谓权利大，就是行为的范围宽、可选择的自由多。经验证明，恰恰是这个抽象的行为范围如何划定，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普通人的经济自由增加了，社会的物产就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提升，这是屡试不爽的。有人觉得还没有试够，那就继续试吧。

经济自由即行为范围的扩大，在每个时期总有个“边”。这是因为，处在一个社会当中，一个（群）人的自由增加，的确可能损害他人的自由。因此，为了有秩序的自由，行为范围总有个边，不可能是无边的自由。

问题是，所谓对“他人自由的妨碍”，受既得利益、行为惯性与过时观念的影响，可能划得不那么准确。回到包产到户，初期障碍重重，无非是人们担心冲击原来的公社体制。农户有权自由种地了，那原先敲钟管事的生产队长们的权力，是不是被“侵犯”了？老实说，是被侵犯了。别看公社通常穷穷的，但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特权，相对而言也可以不小。说改革是帕累托改善——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应该是一个很粗糙的命题。

农民办乡镇企业是不是冲击了“国家计划”？那也是多少年吵得一塌糊涂的事情。新生的权利要站得住，不可能不经历磨难。乡镇企业在与老牌国营工厂的竞争中胜出，算不算“损害”了后者？历史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得出新结论。1996年我到上海调查国营纺织系统的下岗潮，恰逢农民工进城，究竟谁损害了谁，以及在政策上不让谁损害谁，一时间杀得难分难解。

这是说，扩大用权利保障的经济自由，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展开的过程。利益、惯性加观念纠集到一起，让扩大经济自由、解放生产力并不总是一条直线。改改停停、进进退退，或许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远看一个历史时段，我们还是不难得出结论：“惟扩大农民的权利，才增加农民的利益”。把统计本本翻出来，去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怎么调整，也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有较大的增长。倘若把这些年给农民的权利——承包权、转让权、办乡镇企业和民办企业权、外出打工权、以及领取农产品补贴权——一概取消，还有没有这么一个水准的收入？往未来看，要争取农民人均再增加、再倍增，究竟是继续“给农民权利”，还是“不给农民权利”？

回来说分歧最大的，也就是当下包括农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建设用地，究竟要不要“给农民更大的权利”？这里所说“更大的权利”，无非就是成都周宏德提出来的“还权赋能”——城镇居民的房屋土地可转让、可入市、可抵押、可分享升值（也承担贬值），农村居民的房屋土地也可转让、可入市、可抵押、可分享升值与贬值。同地同权，一并纳入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此举到底怎样“损害农民利益”？看来看去，论据就是三点。一曰允许农民卖房卖地，他们进城站不住脚要回来，再也没有立锥之地。二曰农民弱势，容易在短期利益诱使下贱卖物业，长远吃亏。三曰卖资产卖的大把银子，农民会拿去赌博，或中计上当被骗，都是飞来的横祸。

我的辩驳只一句话：“产权”是选择权。不是吗？使用权是在资产的不同用途中做选择；转让权是在资产自用还是他用之间做选择；收益权呢，不过是在资产不同的收益方式之间做选择。农民有没有资格享有选择权呢？经验和逻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要明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讨论的“农民”，是整体上来说有行为能力的主体。农民不是未成年孩子，也不是智力体能有缺陷、非别人代管不可的被监护人。像我一路看下来的，种植自由、选经营方式的自由、办企业和打工的自由，中国农民把这些权利都用得好好的。不少神来之笔，还令城里人拜伏。

当然，一项新权利刚出现的时候，农民也要学习。不过，利益使人聪明，因为利益逼人学习。从出门讨饭要开介绍信，到大江南北自由行，当然会出状况，包括受气、吃亏、上当。不过，不能说行使权利可能遇挫，就把人家的权利剥夺干净。你把人家的权利拿了去，你就不出错啊？至于1个农民行权出错，就把999个、甚至9999个农民的权利统统拿走，更是政治算数不及格的表现。正确的办法，是对那个农民伸以援手，同时保障999或9999个农民行使权利。

我国城镇1997年以后大规模房改房，居民家庭凡有房的都可转手、都可出售。但是有权利卖，不等于必须卖；卖也不等于一定就贱卖。我们更没有看见谁，因为卖了房就住到大马路上去的。为什么？因为产权是选择权，其主人会审慎处置的。农民有了更大的地权，为什么一定更不审慎？估计自己在城里站不住的，或站住也不幸福的，那就不卖乡下房舍，留着将来回来住。对当期出价不满意，可以挺着等行情。至于急用而售，那不好说一定是贱卖。我现在的薪水比刚毕业时高很多，那当年是不是“贱卖”了自己？不是的。那时不上班，怕活不到今天领现在的薪水。总之，鞋大鞋小脚知道，问题是让脚有知道的权利。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 http://www.eeo.com.cn/2014/0317/2577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