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产品供给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农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种植业，二是养殖业。就种植业来讲，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要占到全国耕地的70%左右。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种植技术成熟，产品标准化程度高，耐储存，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因此，粮食作物一般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其收益也十分稳定，既不可能大赚，也很难大赔。除种植粮食以外的大约30%耕地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包括油料、蔬菜、棉花、瓜果、药材，经济作物种类繁多，一般不耐储存，市场供求关系不稳定。因此，种植经济作物可能收益很高，也可能严重亏损，经济作物的高收益是与其高风险相一致的。

　　当前中国18亿亩耕地生产农产品的能力是相当强的，我在农村调研，发现农村普遍出现了季节性抛荒，中国却仍然实现了粮食产量“十连增”。抛荒意味着，如果粮价上涨，农民可以很快提高复种指数，生产更多粮食出来。目前抛荒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提高复种指数所需劳动力成本增加，无利可图。若粮价上涨，提高复种指数就是理性选择。

　　正是总体上粮食供给充足，当种经济作物收益比较大而风险比较小时，粮田转而种经济作物就是理性选择。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某种经济作物价格较高，很快便会引诱该种经济作物的过量种植和市场供给，以致很快即出现供过于求，经济作物价格暴跌。当前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价格的暴涨暴跌，说明当前中国农产品供给总体是过剩的。如果总体短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不应该是暴涨暴跌，而是不断上涨。

　　有人以当前农村出现季节性抛荒来证明，中国农村无人种田，谁来养活中国将是大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粮食产量“十连增”和农产品总体供给过剩的格局下面，农业“增产不增收”，让农民理性地进行生产调整，通过季节性抛荒来适应农产品总体供求形势，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至于媒体报道，有些农村已经十室九空，90%农民都离开村庄，只剩下少数老人留守，以中国之大，有少数这样的村庄也很正常，且这样的村庄往往是人地关系十分紧张、土地贫瘠的高寒山区，本来就不适合种粮，是应该退耕还林的宜林地区。这样的地区，农民离开村庄，然后退耕还林又有何不好？朱镕基总理任上安排了近一亿亩耕地退耕还林，这才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减少耕地最多的部分。这个退耕还林政策好不好？非常好，因为这样既保护了生态，又没有出现农产品供给恶化的问题。

　　退耕还林也好，季节性抛荒也罢，当前中国粮食自给率超过90%的现实说明，中国还有巨大的粮食增产能力，中国土地养活中国人民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土地已经生产出来的粮食就足以养活中国人，而中国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开足马力生产粮食，或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是远超出现在粮食实际产量的。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国外农产品进口到岸价较低，进口一部分外国农产品，从而让中国农地通过季节性抛荒来蓄养地力，来节约水资源，来保护农业环境，来提高未来农产品的产出能力，这也未尝不是好事。

　　至于有人计算说，中国每年进口棉花和大豆所需要种植农田相当于5亿亩，这里要注意，中国是世界工厂，纺织品出口占了世界极大份额，进口棉花等农产品是为了生产出口纺织品。这种并非关系国计民生、更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粮食武器”的农产品进口，即使将来不再进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影响国计民生，更不会影响如何养活中国的问题。从我们当前在全国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中国所有宜耕的肥沃耕地都在被精心地耕种。谁来种田是个假问题。

　　当前7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总体供给过剩，即使对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只要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减少的农民就一定可以通过提高复种指数，通过扩大耕作面积来快速提高农产品供给总量。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有一种说法是，当前中国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小农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其中表现是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暴跌。

　　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对于70%的种粮食的农户来讲，种植粮食过程中，生产资料和粮食产品都是高度标准化的产品，是一般性的商品，农资由市场供给，粮食产品由国家保护价收购，何来小农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小农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比较明显表现出来的是经济作物，因为经济作物品种繁多，保鲜性差，就使经济作物无法标准化，如何建立经济作物种植与销售之间的稳定关系的确是个问题。即使如此，若以为只要有了一个经济作物生产与市场销售之间的良好对接渠道，种经济作物就可以不担风险而只有高收益，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只要种经济作物有高收益而没有市场风险，那些种粮的农田很快就转而种经济作物，最终使得经济作物供过于求。高收益必然要与高风险相一致，并最终稳定地形成以粮食作物种植收益为中位数的平均收益率。

　　当前对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价格暴涨暴跌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恰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往往希望推动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来获取农作物种植的高收益，这种政府推动必然是伴随供给过剩，从而没有高收益而只有高风险。当前中国几乎是完全市场化的农产品供给虽然有风险，但总体来讲，农产品供给充足，价格低廉，中国人民极大地享受到了农产品价廉物美的好处。

　　当前力主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其认识前提是，只有规模农业才能产生规模效益。若从劳动生产率来讲，规模农业因为更适宜于机械化大生产，而可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在中国仍然有近7亿农村留守人口，其中近3亿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衡量规模效益的关键指标不应是劳动生产率而应是土地产出率。我们调查的几乎所有地区，规模经营的粮食单产都远低于小农，原因是，小农生产是精耕细作，小农可以灵活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而规模农业却很难做到灵活精细的农业生产管理。

　　反过来说就是，规模农业不仅土地产出率低，而且排斥劳动，在当前中国还有极大量的难以快速转移进城的农业劳动力（以缺少城市就业竞争力的中老年人为主）的情况下，规模农业排斥劳动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然，这并非是说当前中国小农经营就没有问题。当前小农生产最大的问题是生产环节的合作难以解决，尤其是灌溉、植保、机耕机收方面难以形成合作。对于缺少集体经营协作的单家独户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小块分散农田的生产难度大，体力消耗大，新技术难采用。如果改善农户生产作业条件，小农将会有更大的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湖北省孝感市经管局曾报告一个典型案例如下：

　　农田设施的改善反而使土地流转出现了倒退。陡岗镇袁湖村3 名村干部经过多年的努力，流转面积最多的2010年达到800 多亩，300多户。近几年，市区两级新农村建设工作队进驻后，协助各方争取国家项目资金400多万元，大搞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全村耕地实现了排灌自如、机耕机收、旱涝保收。条件改善了，很多老人都把田要回去了。近2 年要回去的200 多户，500多亩，占他们2010年流转面积的62.5%。老人们要田的理由有3条：一是条件改善了，种田不像过去那样是重体力活，年纪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尽管合同都没有到期，3名村干部无可奈何，只有服从群众的利益，原来购置的机械大多闲置起来了。

　　这个案例中，地方政府着重看到了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的困境，却没有看到，农村中老年农民有着极强的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能力。只要为他们解决了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他们就是中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而影响当前中国农业效率和基本生产条件的最关键原因，恰是在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话语下形成的产权整合难题。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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