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政治稳定一直受到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它是农村政治发展甚至全社会发展的保障和前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国家对政治稳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系统评价我国农村政治稳定状况，对于我国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一直深受“三农”问题困扰，这是中国在社会转型阶段无法绕过的一道门槛。农村的稳定对于全国的稳定有重要影响，是关系着中国能否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因素。要想国家稳定，农村就必须稳定；而要想农村稳定，就首先得保证农民稳定。事实上，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注意到，近两百年以来的中国农村发展史表明，农村的兴衰是国家稳定与否的重要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而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安宁、兴盛，这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①

对“农村政治稳定”这一概念，人们的意见和判断各不相同，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农村政治稳定批判标准上的差异。有学者指出，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政治稳定与经济状况及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无法以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②这就是当今中国农村稳定研究较为困难的问题所在，缺乏定量分析。徐勇、张厚安等从两个向度加以具体分析：一是从政治稳定四个指标体系（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加以衡量，二是从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加以考察。③这一评判的结构框架对于分析我国农村稳定形势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说服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管是经济体制、利益格局方面还是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高度传统化与实现了现代化的两种社会中，它的社会运作逻辑必然是有序而且稳定的；而处于社会体制转轨或社会急剧变化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通常会充满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④那种封闭、落后的传统农村社会状况已无法适应现代化转型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大程度、大范围的冲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改善，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农村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可在改革开放的盛景下仍有许多暗流涌动，绝对的稳定状态并不存在。

事实上，农村的政治稳定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有序稳定。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导致一波又一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如震惊全国的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广东“乌坎事件”等。高速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解决了先前的矛盾，但又给农村带来了一些新矛盾。各种制度、文明和体制的渗入使得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组织团体再分配，阶层间利害关系的转变使农村的稳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农村政治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早在30多年前，一批国外学者就对中国的农村稳定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如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关注了影响中国农村稳定的冲突事件并提出自己的理论，如农村暴力理论⑤；美国著名农民问题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进行考察，其结论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农民的政治生活、他们进行反叛的基础和采取斗争的方式。还有些学者针对村级选举、土地征用、农村环境、农业税费等问题，从基层民主、基层组织、集体行动和立法等角度进行研究，如有学者分析了反对农村干部渎职等问题⑥；此外，Xiaolin Guo在介绍东北和云南的乡村农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由土地征用而引发的一些农村稳定问题。⑦

近三十年来，国内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张厚安、徐勇、吴毅、项继权、程同顺、赵树凯、贺雪峰、肖唐镖、郭正林、于建嵘等。他们的研究仍在继续，成果丰富。赵树凯从“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状况”着手研究农村稳定。他认为农民正是由于不满于现实生活的压迫才做出了反抗甚至直面牺牲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轻易地走上这条道路，因为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成本高、风险大⑧；肖唐镖关于农村稳定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他认为影响近30年来我国农村稳定格局的显著变化因素有利益格局、农民观念与组织、涉农性政策与体制等方面；于建嵘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一书中指出，农民从诉求外部力量的上访请愿向依靠自身组织起来维权的转变：“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等三种形式的抗争是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中常见的，其中“以法抗争”的出现突出反映了他们在维权活动在方式和内容上的主动性和政治性，带有一定的组织形式⑨；郭正林主要通过“农民权利意识的成长”研究来看待中国农村政治稳定；贺雪峰等从农民自治和乡村治理角度研究了农村社会政治稳定，他认为村民自治制度能有限的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党国英认为引起中国乡村非正式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⑩，而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和农民公正观念的变化都导致农民冲突和农村政治的不稳定。

目前，中外学者们对农村稳定方面的研究似乎都脱离不了这样一个结论：农村稳则天下安，农村乱则国家危，国家的治乱兴衰直接根源于农村的安危盛衰。学界对于农村政治稳定的研究多种多样，既有理论研究，又有重例证的研究，鉴于我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加之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地对农村政治稳定做具体的了解、分析，以求全面、客观地对农村进行研究，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在中国，农村情况不仅千差万别，表现形式也异常复杂，因而，在进行规范性的研究时就有可能因为缺乏实证基础而被驳斥，而单纯个案研究也易受到他人的质疑，面临理论提升的窘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高速发展，经济发展的成就着实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在“三农问题”方面，党和政府尤其关注，不仅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而且在政策制定上始终对三农保持倾斜，农村社会发展势头呈现一派良好的景象。纵观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改革开放使农民告别了“一大二公”的时代，农民拥有了调配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自行组织生产经营的权利，在经济上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农村基层民主的建设及深化使农民告别了全能主义政治时代，农民也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拥有了法律下的自由，农民的自治权利、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更加积极，对中央政府有着广泛的认同。总的来说，农村政治局势总体稳定。

然而，就在这举世瞩目的快速转型与发展的30年间，各种矛盾凸显，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一根导线引发了社会系统全面的结构调整。利益分化的加速进行与社会流动的频繁开展使社会愈益复杂化和多元化，社会矛盾与摩擦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和社会冲突加剧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一过程也就显现出其复杂性：社会的弊病与优化同时生长、社会的代价与进步同时共存、社会的失衡与协调同时存在、希望与痛苦二者相生相随。特别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且规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越来越激烈，给国家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近20年来，中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所有的群体性事件中所占分量愈来愈大，且有快速上升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1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中表明，1993～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一万起陡增至6万起，参加人数也由约73万增至307万。在2004年中国发生的群体事件中，仅农民维权这一项就占1/3；而2005年的8万多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中，农村便占3到6成。

越是基层，农民群体性事件所占比重越高，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尤其严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权威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体信访量为1024万件（人）次，集体上访24057万批次，564.8万人次，较1995年分别上升了1.13倍、2.08倍、2.6倍。而在1996～2000年间，我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是第四届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前13年的2.06倍和2.07倍。其中，2006年1～9月，由公安部门介入并处置的各种群体事件就达近2万起，有将近40万人次的农民参与了上述群体性事件，占各类参与人群的首位。2007年已超过8万起。

2008～2009年间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及引人关注的第一个浪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2010年群体性事件数量是2006年的两倍。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说，2011年每天就有五百起。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度报告，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理各类涉农案件238913件，同比上升3.2%，其中农村承包合同案件38600件、宅基地纠纷案件4005件。从税费改革至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的三年里，农村社会处在相对平稳状态，可之后，各类群体性的事件又屡屡发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复杂化和尖锐化。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其呈现多发态势，在参与人数、发生频率上都是呈逐年增长趋势，同时，冲突的严重性也日益彰显，可以说，中国已迎来社会冲突的高发时期，应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随着近20年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激烈，农民所表达的抗议已成为常见趋势，加之基层政权功能退化、农村治安混乱、某些黑恶势力盘踞等因素，甚至有学者称农村陷入了治理性危机。在这20年里，随着各方面外部环境的影响，农村政治稳定的变迁趋势在稳定利益、主体与矛盾焦点和行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农村主体稳定的转变因素。在过去，单个的农民或农民群体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是影响农村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近20年来这种趋势逐步地转化为组织与底层政府之间的群体性事件冲突。有研究者在对近20年我国农村的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得出结论：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各类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呈现出纠纷等特点，一般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械斗上，械斗的主体均为农民，而起因多是对物质资源包括农田土地、山林树木、江湖水泊占有上的争夺，或是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之后发生在农民与农民间的群体性纠纷、械斗事件开始出现急遽降低，过渡到主要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抗衡与博弈。而且农民的抗争活动由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沟通方式转变为之后的敌视、逼迫等方式。

农村利益冲突与矛盾焦点的转变。说到近20年来农村利益冲突与矛盾焦点，人们极易形成这样两种共识：一是民众和政府间利益的演变；二是日趋扩张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两极分化。可以说在这两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农村社会的格局日益发生重大变化。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不仅导致中国农村出现相对剥夺的阶层，更使得绝对贫困阶层日益贫困并固化。加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法治也不健全、市场主体不规范的行为、落后的市场管理方式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使得利益矛盾愈益加深，社会风险加大。面对着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利益争夺，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愈加无法抵抗，进而难免会奋起抗争，这就是农村社会稳定格局变化的利益背景。在绝大多数的群体性危机事件中，大多数当事人都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所提要求也合情合理，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显得非常激烈，甚至发生暴力和恶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可他们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和政治性，利益性矛盾越加凸显。

冲突中农民行动的变化。在近20年发生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中，冲突行为由个体分散逐渐向组织化转变，大部分事件从酝酿到发生都呈现出组织纪律性，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的，整个行动的开展有固定的领导者，对行动有着周密策划、明确目标和统一步调。同时，在参与人员上，其行动能力也相应有所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不断增长，在进行抵制和反抗各类不法事件时，他们往往援引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力争做到有法可依。总体来说，从近20年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农民在行动方式上的选择体现出由90年代之前的沟通式交流、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以寻得问题的解决转变为现在的大规模集体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甚至进行武力抗争。在诉求表达上呈现出由依赖制度向非制度化的转变。

①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②③张厚安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901页，第19 & 902页。

④［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0页。

⑤裴宜理：“乡村暴力与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季刊》，1985年9月号。

⑥Kevin J.O'Brien,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Xiaolin Guo,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flict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2001.

⑧赵树凯：“农民的命运—总结与开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⑨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⑩党国英：“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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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人民论坛》2014.04.中

详见：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Practice/201405/t20140507_1965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