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夙愿和期盼。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2025年之前中国将很有大可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部分国家（地区）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借鉴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情况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经济体划分为4个收入组，分别是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1987年，世界银行最早开始按照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划分标准进行国家分类，并在《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中发布分类结果，世界银行会根据通货膨胀等因素定期更新分类标准，因此，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每年会有所变化。

　　截至2018年，先后有以下36个国家及地区由中等收入成长为高收入，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分别是阿根廷、巴林、巴巴多斯、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赤道几内亚、中国香港、爱沙尼亚、直布罗陀、希腊、关岛、匈牙利、马恩岛、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中国澳门、马耳他、新喀里多尼亚、北马里亚纳群岛、阿曼、帕劳、巴拿马、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俄罗斯、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其中部分国家在成长为高收入国家之后，又退回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水平。亚洲“四小龙”中，除了韩国之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早在1987年世界银行开展分类之前已经实现了起飞。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因此战后经济起飞有很多恢复的成分。阿根廷、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一些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在个别年份出现过降回至中等收入组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总体进入高收入组的事实。基于可比性的考虑，我们选择阿根廷、智利、捷克、希腊、匈牙利、韩国、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拉圭等11个国家（见表1）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提炼这些国家转型成功的基本经验。

　　这些国家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从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智利从1991年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到2012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用了21年时间，波兰和匈牙利用了14年，捷克用了13年，韩国用了7年，俄罗斯和乌拉圭分别用了22年和26年时间（见图1）。与此同时，不少国家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的甚至重新跌入低收入国家行列。

　　如何解释战后这种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大分流？在战后发展理论中，出现了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新结构主义等思潮，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增长阶段理论到新内生增长理论等的发展，政策实践层面也曾经出现“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交锋。但是，这些思潮、理论和共识都没有成为打开增长之谜的万能钥匙。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条件不同，战后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国内也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发展目标，国情也各不相同。因此，总结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基本经验尤为重要。

二、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经验

　　基于国别史的考察发现，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通常能够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通过持续调整经济社会政策，适时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和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出水平，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塑造自身比较优势。这些基本经验具体表现为以下7个方面。

　　（一）产业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转型升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是各国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基础

　　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可持续发展依靠不断涌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产业转型升级是保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时代性、适应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既遵循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能与本国比较优势和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能在恰当的时机发展出新的主导产业。工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阵地，实现工业化也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目标，回顾大国经济起飞历史，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般经历一产比重迅速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以及三产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世界银行提供的该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数据显示（见图2），高收入国家组工业增加值比重最低，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工业增加值比重持续降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中高等收入国家工业增加值比重最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低等收入国家工业增加值占比比高收入国家高，比中高等收入国家低，但同样存在一个先升后降的动态发展过程。综合对比发现，工业部门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是中高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共同产业变化特征。

　　以韩国和阿根廷为例。韩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韩国工业化进程始于朝鲜战争之后，最初10年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朴正熙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工业韩国发展方略，开始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此时，美国、日本等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抓住了有利时机，积极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由此走向经济起飞。20世纪60年代，韩国产业主要集中在轻纺、食品、水泥和玻璃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人均GNI仅为120美元，其中纺织品是当时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依靠初级加工产品出口，韩国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20世纪70年代，韩国人均GNI大幅提高，已经达到6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时韩国加快外资引进步伐，启动重工业化战略，产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通过大力发展化学、造船、钢铁、机械、汽车等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开始高级化，出现了现代、浦项、大宇等重化工业集团。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速度加快，人均GNI迈过4000美元，韩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在全球信息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韩国又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将产业发展方向从扶持重化工业转向创新活动，重点发展电子、通信、信息、化学等产业，扩大科技投资规模，提升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以三星、LG、SK等财团崭露头角。1993年，韩国人均GNI达到9000美元，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此时韩国的产业竞争力已经显著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产业升级的催化剂，不断在知识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通信技术及文化创意等产业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始终坚持科技立国、产业兴国的策略，使得“汉江奇迹”不断延续到今天。

　　相反，一些拉美国家战后初期选择了进口替代战略，未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由于过于依赖农产品及能源出口，资本积累效率低下，迟迟未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产业政策调整不能适应国际分工变化，产品附加值一直不高，陷入产业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失去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根廷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频发，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人均GNI长期未突破1万美元，经济发展道路曲折。2013年，阿根廷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人均GNI在高收入门槛值附近徘徊，阿根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其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有密切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根廷的产业结构相对固化，第二产业始终没有成为主导产业，没有经历由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尤其在人均收入由280美元增至2100美元期间，第二产业比重不增反降，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产业结构既没有转型，也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影响到经济发展后劲。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阿根廷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急剧下滑，外向型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增长进入不稳定期。

　　（二）从引进成熟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动力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离不开技术进步，包含技术、制度、模式、组织和管理在内的广义技术创新，是成长为高收入国家释放经济潜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经济起飞的早期，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获得后发优势，但是，技术学习和模仿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赶超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会封锁其关键核心技术转让，技术引进的难度和成本会越来越高，加强自主创新，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是突破增长瓶颈的必由道路。

　　技术创新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常用的两个指标是居民专利申请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占比，分别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产出和相对投入。世界银行数据表明，对比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相当的中等收入国家，技术创新产出高的国家通常能够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以东亚的韩国和泰国为例，尽管自1980年以来两国居民专利申请量都有明显增长，但相比之下韩国遥遥领先，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在东欧，很多转型国家专利申请量下降明显，但实现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如波兰仍保持一定的专利申请规模，而一些一直处于中高收入组的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专利申请量规模显著减少（见表2）。综合对比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3类国家，高收入组国家的专利申请量优势十分明显，在很多领域创新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点，研发环境和基础越好的国家越能促进新的发明创造。因此，后发国家为跨越技术从后发优势向自主创新的转折点，通常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高的相对投入。

　　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是企业、大学和政府，因此，保护知识产权和营造良好的环境是推动创新的前提。对于后发国家，政府在基础领域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数据表明，在亚洲，转型成功的韩国1996年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为2.26%，比同期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泰国高出1.14个百分点，至2017年韩国已经达到4.55%，是泰国的4.6倍。在欧洲，2012年俄罗斯的研发经费比重为1.03%，比同期的乌克兰高0.28个百分点，同期智利比哥伦比亚高出0.13个百分点（见图3）。发展中国家依靠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实现快速发展，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都是依靠后期的自主创新，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条件

　　创新要靠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靠提升人力资本。相比发达国家，人口红利是战后新兴经济体实现赶超的一大要素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高，劳动力结构适应产业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型的需要。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的进程中，流动人口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后发国家可以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人口红利也是阶段性的，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老龄化加速及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终究会消失。在后发优势基本消失、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基本条件是劳动力素质得到提升，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素质都有大幅度提高。此时，劳动力的技能、科技人员的创造、国民的健康及文化素质等人力资本因素显得更加重要。人口的数量红利能否转化为质量红利，成为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人力资本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议题。二战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的国家一般经济绩效更好，经济增长更具潜力和可持续性，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带动了居民收入提高，进而对消费、储蓄和投资产生积极影响，推动整个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由于在基础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入不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大学入学率和预期寿命等指标水平不高，不仅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还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不足及一系列社会问题。2000年全球200多个国家及地区成人识字率与人均GNI分布情况的散点图显示（见图4），成人识字率与人均GNI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成人识字率高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对经济起飞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见图5），选取2000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2012年的人均GNI，前期的人力资本投入越高，之后的人均GNI水平越高。

　　世界银行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排名显示，排名世界前四位的国家或地区都在亚洲，分别是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重视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是“亚洲四小龙”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点。东亚国家普遍重视教育，国家、社会和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高投入，为经济起飞储备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见表3），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稳中有增，高等教育入学率在中高收入国家中靠前，甚至超过一些高收入国家。随着医疗投入和卫生条件的改进，这些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有明显的增加，2016年已经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力资本成为战后新兴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支撑。

　　相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人口红利断层”，受限于人力资本水平，这些国家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即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不足，高端产业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竞争，另一方面随着各类成本上升， 低端产业被其他成本更低的经济体争夺过去。另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节会加剧人口危机，如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在没有工业化支撑的情况下完成的，由于城市经济发育不充分，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找不到工作，形成大量失业或者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贫民，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稳定安全的金融体系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重要保障

　　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建立一个相对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资本市场稳定是经济良性循环的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刚实现民族独立，经济上一穷二白，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由于储蓄率不高，一些国家不得不对外举债。更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金融体系相对脆弱，一些国家过早走上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表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推进渐进式金融改革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尤为重要。

　　私人部门及政府实施的各类投资是经济起飞的基础，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并不意味着高增长，还需要运转高效的金融体系，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回报率高且风险可控的项目上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也是资本市场从建立到健全的过程，一方面要推动金融市场化，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同时也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甚至金融管制工具等防范金融风险。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一般都经历过从金融压抑到金融深化的过程，由最初资本短缺阶段的资本管制和配给，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利率市场化，再到经济过热阶段的金融约束监管。在银行、债券、证券等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同时，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更加关注跨国资本流动、外债及汇率等问题，通过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控，保持国家经常账户平衡，优化国内市场融资结构。

　　考察银行不良贷款占比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风险呈倒U分布，金融发育不充分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银行不良贷款占比也较低，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风险也不断累积放大。多数高收入国家能够在资本市场活力和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这些国家的不良贷款比率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

　　金融危机是检验金融体系稳健与否的“试金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当时“前景看似一片光明”的亚洲国家及地区造成了巨大冲击。韩国、中国香港及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金融安全都受到挑战，但韩国、中国香港迅速走出危机，金融体系不断健全，而泰国、马来西亚等“四小虎”陷入长期低迷。在南美，智利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1974~1984年智利采取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导致1982~1985年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1986年，智利汲取教训及时改革金融政策，加强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通过稳妥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实现从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金融监管开始由抑制转向深化，浮动汇率逐渐替代了固定汇率，资本账户也实现了向内外部市场开放。此后，智利的金融体系更加稳健，智利也没有卷入之后几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保持金融稳定的国家之一。

　　相反，其他一些拉美国家过度依赖国外资本，外债赤字远远多于国内生产总值，由此引发的国币贬值致使债务负担过重，国内金融市场过度依赖国际资本，在外部资本冲击和干预情况下，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曾发生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混乱甚至崩溃，给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五）以市场为基础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大不同是，政府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后发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晚，市场失灵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是在要素结构扭曲条件下，更需要发挥政府在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的能力。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变得更有效率，同时，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服务和政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失灵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更需要从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通常能够实现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在宏观政策、国家治理、法治环境、产权保护和自身效率方面具有良好的表现。

　　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因素是造成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分流的关键因素。战后，一些推行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强调“大市场、小政府”，而在另一些国家中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是新兴市场培育的重要主体，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政府通过产权保护、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政策等，引导市场确立基本的经济制度，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衡量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比较发现，除部分东欧国家外，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政府支出占比不断上升，表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同期横向比较，巴西、印度等国家政府支出占比相对稳定，一些国家的政府支出比重低于20%。高收入国家政府支出比重均值在25%左右，除了日本外，很多发达国家政府支出超过GDP的1/4，有的甚至接近一半（见表4）。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中东欧国家因私有化改革和“休克疗法”，经济一落千丈，工农业产量下滑，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据统计，1991~1994年间，中东欧各国曾发生了16次政府更替。其中，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在这段时期内政局基本稳定，通过实施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包括采取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稳定汇率、抑制通货膨胀等，使波兰成为经济总量率先恢复到转轨前水平的中东欧国家。尽管之后也遭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但波兰基本延续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并于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在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特点更加突出。1972~1981年期间正值韩国“三五”和“四五”阶段，政府向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完成韩国工业化初期关键的飞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政府开始全面实施“产业优化”行动，修订税收减免法案，出台制造业发展法案等。20世纪80年代末，金泳三政府又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技术立国”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延续了政府主导下的“汉江奇迹”。

　　（六）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基础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公平，尤其是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强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减少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全面提升国民福祉。相反，一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现象突出，以拉美国家为例，基尼系数远远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造成内需不足，经济活力下降，社会问题丛生，甚至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政局动荡，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共同现象，但到了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速下降，社会矛盾集聚，只有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建设，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表5显示，多数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能控制在0.4以下，如韩国、波兰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了收入分配差距，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偏高，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基尼系数超出0.4的警戒线，但是，对比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其他南美国家，这3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算高。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能在各阶层中共享。

　　20世纪60年代，在经历了“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之后，日本遭遇了经济疲软的下行周期，社会矛盾也有所加剧，时任池田勇人政府为提振消费，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包括每隔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充分就业和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等。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中产阶层已经达到70%，形成了“橄榄”型社会，为之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在拉美地区，智利为减少贫困，持续扩大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以1993年为例，政府用于社会项目的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通过加强民生投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智利社会出现了一个和谐稳定的时期，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也提升了智利的国家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01~2015年智利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一直保持在20~35位之间，不仅领先于其他拉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排名靠前。

　　（七）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经济相互交融程度不断深化，但发展中国家所处的贸易环境更加复杂险恶。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有助于实现经济起飞，否则，则可能拖累国内经济。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通常善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速本国资本积累，并使用适度的关税壁垒和补贴保护本国工业发展。融入国际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之后，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为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要不断提高出口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经济体开放程度更高。在20世纪60年代，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成就了“东亚奇迹”。对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等更加开放，促进了国内市场竞争，使国内要素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有效率。同时，出口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形成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前提，实现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撑。以智利为例，20世纪90年代，智利与多个经济体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世界上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极大拓展了智利的海外市场。

　　商品贸易占GDP比重通常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程度。表6显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贸易参与度不断提高，商品贸易比例一般会出现明显的上升，如智利从1970年的25.33%上升到2010年的59.63%，韩国从1970年的31.34%增加到2010年的81.46%。除新加坡、保加利亚等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外，多数国家商品贸易占比随着全球化深入而不断上升。

　　一国的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中有一类属于资源密集型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巴西等，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或者贵金属等资源，靠初级产品出口即可实现贸易顺差，出口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价格上涨，当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或价格下降时，经济增长就出现波动甚至衰退，陷入“资源的诅咒”。另一类国家则选择发展工业实现经济起飞，依据普雷维什—辛格原理，后发国家不可能像前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走出贫困，要通过发展本国工业，避免长期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局面。关键是如何走出发展工业的第一步？一些经济体如韩国、中国台湾及“亚洲四小虎”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利用比较优势和扩大出口奠定了工业基础，一些拉美国家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一开始就走进口替代之路，由于过度保护本国工业，没有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资本积累陷入困境，甚至出现主权债务危机。

三、对中国的启示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阶段迈进中高收入阶段。但是，未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将面临更多挑战。今天，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十字路口，过去依靠高投入、高出口、高耗能、低成本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同样的瓶颈制约，但情况更为复杂，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功崛起，不可能依附其他大国或跟随大国技术进步，要更多依靠自主创新。基于他国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我们提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等七方面的启示和思考。

　　（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过去几十年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越来越小，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国际贸易环境更加严峻，过去的增长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要素驱动增长模式困难重重。战后新兴国家起飞大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突破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夯实制造业基础，总结汲取2008年金融危机前一些国家“去工业化”的教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同时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加快智能制造、互联网+、5G通信、3D打印等新技术研发，深化产业链分工，不断健全工业体系，打造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动能，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由信息技术应用向两化融合转变，由跟随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由低端产品生产向高端装备制造转变，由产业聚集向产业集群转变，由粗放生产向集约化生产转变。

　　（二）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

　　在目前的高收入经济体中，除了个别资源型和城市型国家外，多数是具有创新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制度不同、文化各异、要素资源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些国家能适应历次全球技术变革浪潮，抓住时机突破关键技术和模式创新，通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价值的系统创新源于良好的机制设计和环境，包括激发企业和人才创新活力，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加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学习利用世界先进技术成果等。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突飞猛进，但是离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核心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加快技术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产、学、研高度融合，激发科技人才活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基础领域研究，加大创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等革命性技术创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全球兴起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很有希望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未来适应产业升级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和质量。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向在教育、医疗、社保、职业培训及就业等民生领域。

　　一是加大对基础教育尤其是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在不低于4%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二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三是加快建成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深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涉及面广的改革，减少劳动者后顾之忧。四是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五是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人口战略，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发展。

　　（四）保障金融安全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增强金融系统支撑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三是加快构建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长效机制，丰富资金来源渠道，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传导渠道。四是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和资金进入，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活力，稳慎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五是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应对通货膨胀、紧缩及宏观系统性风险，逐步构建市场化、国际化的现代金融体系。

　　（五）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改革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通过渐进式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实践证明，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是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改革初期“休克疗法”的教训使很多国家意识到，市场化不等于经济自由化，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领域还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在经济领域，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要素潜力。二是在社会领域，加快教育、医疗、养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三是要不断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提升政府效率和治理能力，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建设廉洁、公正、透明的法治政府。

　　（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长期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消费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随着我国要素分配机制的完善，在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一度出现过扩大的趋势。为提振消费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在初次分配环节，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得到合法要素报酬。二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推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政府再分配调节力度，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五是发挥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不断壮大社会慈善组织，完善慈善相关法律法规。

　　（七）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后发国家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才能不断提升竞争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凭借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起飞，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案例。在拉美，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在国际市场博弈中，逐步健全了本国的金融和外汇体系，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海外市场开发受到影响，只有掌握运用国际市场规则，积极应对贸易争端，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增强本国经济系统的抵抗力，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一是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二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积极拓展“一带一路”等海外市场。三是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建立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资、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潜力，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跨过高收入门槛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统计意义上获得高收入国家的地位，既不意味着具有更强的综合国力和国民福祉，也不能保证该国不会退出高收入组。纵观战后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历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反映。对中国而言，经济发展机制、结构和质量的成功转型远比“数据上的毕业”更有价值。

图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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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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