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和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等领域的研究。

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成就进行解释,话语权却常常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国际上存在许多错误的解读,甚至从经济理论上唱衰中国。不认清这些,就不利于我们真正找准中国实践的国情特色,也不利于我们真正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更好认识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指导未来的改革,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误读,最为典型的并流行的观点有三种

过去这些年来,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理论上对中国经验的解说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这三种都是误读,但却被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所引用,或多或少还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第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他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你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靠瞎碰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说得通俗一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观点,很多经济学家还在引用,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取得的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结果。

第二是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钱纳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消除制度弊端,即便不存在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加速发展。这句话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实现的高速发展,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如果“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那这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从何而来?这就为下面的观点留下了伏笔。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鲁格曼—扬诅咒”。保罗·克鲁格曼和埃尔文·扬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唱衰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很高,而且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逻辑是,当不知道特定经济体和特定时期的经济源泉是什么的时候,经济学家承认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认为这仅仅是因消除制度弊端导致的,只是经济增长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次性效应,很难有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报告,称东亚经济模式及其导致的高速增长为“东亚奇迹”,引发了“克鲁格曼—扬诅咒”。从20世纪90年代起,克鲁格曼、扬等经济学家就开始批评东亚发展模式,认为东亚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1994年,我和林毅夫、李周写了《中国的奇迹》一书。接下来,他们又转向批评中国,认为中国也会像四小虎一样,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我看来,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过去占主流的经济理论,不管声称自己属于哪个学派,依据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投入必然遭遇报酬递减。即便有资本积累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根据有些人的测算,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这个观点其实很悲观,意味着后起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回顾中国发展,过去近40年实际GDP总量增长29倍,人均GDP增长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两组人口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期间形成剪刀差状。正好在我们的人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性、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低的期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这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长。

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贡献因素主要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4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达到9.7%,对这个增长做具体的构成分析,可以发现最大的贡献部分是资本积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认为,包括克鲁格曼和扬主要看到的也是资本积累的作用。经济增长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

实际上,资本积累本身也体现着人口红利的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人口结构特征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撑。为什么?第一,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可以使剩余得到储蓄、积累,进而变成投资。第二,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来维持,而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刚好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资本的投资也不会因为扩大而出现报酬递减。事实也证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有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劳动力供给充足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首先当然是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不仅如此,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即数量上不断有新生劳动力成长且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量,可以不断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因人口红利得到了改善。

伴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还有生产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这些年中,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明显的提高。1978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4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率原则发生流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这充要条件的完美结合,绝非什么“意外结果”,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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