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梅新育，男，1968年10月生于武汉。经济学家、研究员，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硕士、博士，就职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前言：

本文以“《中国引领全球化需苦练‘内功’》”为题刊发于今日（2017.11.22）《参考消息》，是其“解读十九大·中国强起来纵横谈”系列之三专题文章。

刊发时有删改，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2017.11.22

造就可持续开放经济——正值反全球化浪潮日渐高涨之际，这一问题正日益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考验。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经济，在当前环境下更有必要扮演事实上的自由贸易旗手。因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已经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新世纪以来更是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数一数二的进口大国；倘若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经济成就；如果不能坚持开放经济，中国能否维持当前的经济与生活水平尚且很成问题，遑论继续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了。

坚持开放经济的原则不成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造就可持续的开放经济。由于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际市场波动被动承受者，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与主要调控者，正在向国际经济规则的引领者方向发展，中国比1840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独立思考。无论“唯美是从”，还是“逢美必反”，本质上都是把思考、判断、选择的权力交给西方、特别是美国，而不是独立思考。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积极稳妥追求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新兴大国，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主题正越来越多地从“赶超”转向“被赶超”，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一味指责特朗普接二连三退出、重新谈判区域自贸协定的做法是“反全球化”，我们更应该思考，这样一个曾经的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与引领者，是如何在众多实体经济部门丧失了领先地位、又是如何走到主体民众质疑、反对全球化的地步？而且这些民众还不是那种追求坐享福利的人，而是崇尚劳动价值观的人？

归根结底，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美国自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都存在内在的不可持续因素；时至今日，终于难乎为继。仓廪实而知礼仪，一国对国际社会的首要和最大贡献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内囊日渐空虚而侈谈贡献国际社会，只不过是可笑的呓语。中国要想对全球化长久发挥更大作用，要想给贸易伙伴提供更多的“搭车”共同发展机会，甚至扮演事实上的自由贸易旗手，就必须长久确保自身国际竞争力强大；换言之，我们需要追求造就一个可持续的开放经济，而一国对外经贸的表现归根结底植根于其国内经济社会。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即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依据开放与市场化原则调整国内产业、避免“福利民粹主义”陷阱。

一、消除阻碍创新的壁垒

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中国在“赶超”进程中充分利用了创新的“后发优势”。然而，随着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随着中国一系列产业和基础设施跃居世界前列、为此投下的沉没成本数额日益巨大，我们舍不得已经做出的巨额投入的惰性也在日滋月长；在理论上，一旦出现新的更先进的替代技术，完全有可能出现我们为惰性所累而不能积极跟上技术革新潮流、被今天的后发新兴市场反超的现象。须知，在现在的后发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不乏潜心钻研中国发展之道而力图赶超者，他们当中未必没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国家已经具备了足够资源与能力，能够在某些领域有效整合利用其后发优势，而帮助他们发掘实现其后发优势的还可能是中国的创新者。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苗头。

为避免“后发优势”双刃剑伤及我们自身，为了长久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我们需要不断降低、消除阻碍我们不断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和壁垒，包括客观存在的经济性壁垒与人为设置的壁垒。

在客观存在的经济性壁垒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旧技术投资形成的巨额沉没成本，许多曾经领先的企业、地区、国家正是因为难以舍弃这笔曾经的巨额投入而不愿意采用新技术，甚至宁可扼杀新技术。为了降低这种壁垒，我们制定的折旧率不能太低，在技术进步较快的产业尤其需要实行加速折旧。

同时，为了方便企业决策者下决心淘汰旧设备，改用新设备，我们还需要推动二手设备市场发展，从而间接降低企业投资新技术新设备的总成本。

不断引进新技术，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成本，还需要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征地拆迁成本，避免食利者在社会财富中无偿占有过多份额。

为了不断激励企业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我们需要打破垄断，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二、确保“中国制造”竞争力

根据开放与市场化原则调整国内产业，首要的是进一步开放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行业。就整体而言，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工业化为不变目标，早在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就已经不是沙特、南非、拉美那种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产业的国家，而是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如今更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是初级产品产业，而是下游的制造、服务等产业；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等下游产业的成本，进而损伤其国际竞争力。在2002—2011年间的世界性初级产品牛市中，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初级产品行业利润率固然大大提高，却极大地压缩了中国制造业的盈利空间，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倘若国内上游产业产出价格普遍、大幅度高于国外水平，更会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逼迫我国国内制造业流失。中国国内棉花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大大增强了国内纺织服装企业外流以求利用廉价棉花、能源的动机，甚至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的美国也出现了中资纺织企业，“中国制造”纺织服装在一些重要市场上份额出现下降，就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何谓“经济安全”？对于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中国而言，保证制造业基础的竞争力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安全。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只有利益，而是也有新的压力。从农业原料到矿产资源，中国许多初级产品资源禀赋、品位、成本在全球市场上并无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里，一方面是因为彼时我国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优势相当大，初级产品成本即使有劣势，也还不足以抵销这些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又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面临“外汇缺口”约束，必须尽可能使用国内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内初级产品行业实施一定保护，不会动摇“中国制造”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势头。然而，到了今天，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已无明显优势，或是已经处于劣势，初级产品成本劣势完全有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羽毛，摧毁我们制造业在开放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中国已经摆脱了“外汇缺口”约束，更多地使用进口优势资源，减少使用国产初级产品，势在必行。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我们目睹的是“中国制造”不断替代外国制成品，那么，在当前和未来数十年，我们见证越来越多的中国国产初级产品被进口品替代。实际上，在新世纪里，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已经转为煤炭净进口国，煤炭进口量高峰时期逾3亿吨，占全球煤炭国际贸易总量1/3；而我们的原油生产量也在消费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下降；……毫无疑问，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的初级产品部门需要承受一定时期的调整阵痛，但在就业形势较好时主动调整比日后被动调整要好得多。

三、警惕“福利民粹主义”陷阱

要造就可持续开放经济，对中国体制决策与行动能力的更大挑战在于能否摆脱“福利民粹主义”的陷阱。即使对于已经站上国际经济体系顶层的发达国家，福利民粹主义也注定不可持续，因为它一方面降低了当事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进而使之陷入长期的财政、贸易孪生赤字不能自拔，经济优势不断流失；另一方面在中长期内它必然使得占总人口60%左右的传统中产阶层沦为“全球化冲击”中相对损失最大的输家，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稳定，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福利归根结底来源于高税收，占总人口20%的上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更多的机会获利，同时也有更多办法逃避在母国的税收等项义务，以至于母国公共产品供给有恶化之虞；即使闹出了金融危机，他们也能凭借“太大不能倒”的地位绑架政府优先救援，从而最快摆脱金融危机冲击，甚至从金融危机中牟利。占总人口20%左右的最下层可以获得较多的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在深受“白左”思维影响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济的寄生者实际收入甚至往往还高于老老实实工作纳税的传统中产阶层，甚至往往发展到“按闹分配，多闹多得”的地步。相比之下，传统中产阶层既不能如同上层那样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国的税收，而且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净付出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而得到的扶持、社会帮助较少。在经济景气日子过得去的时候，传统中产阶层对这些不平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这种不平就会集中迸发出来。近年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为什么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传统中产阶层，为什么特朗普这样的反建制派能够异军突起赢得大选，归根结底，来源于此。

西方国家不是看不到“福利民粹主义”的致命后果，问题是他们的体制常常驱使政客为了短期选票而不顾一切诉诸国家民族的长期毒药。此前数十年竞争中，中国体制已经表现出了比其它国家强大得多的的动员能力；那么，面对类似的“福利民粹主义”考验，中国体制又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2017.10.19，仅代表个人意见）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梅新育论衡

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