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培勇，男，1959年1月生，天津人。1978年至1985年，在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系获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专长为财政经济学、财政税收政策分析。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他用了5个“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来充分肯定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明确表达了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更好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是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担当的历史责任。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成功经济实践的背后必然有科学经济理论的支撑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世界上，我们在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也同我国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但是，中国经济学真的像看上去那样缺少建树吗？其实不然。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既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科学的经济理论来自于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成功经济发展实践的背后必然有科学经济理论的支撑。

30多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足以验证一种实践、一种理论的科学性。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之所以成功，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并且把做对了的东西坚持了下来。这些做对了的东西，显然不是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的，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裁剪”活生生的发展实践得出的，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深深扎根于中国实践土壤，紧随实践步伐，深刻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努力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并上升到理论和规律层面。这是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良性互动、共同创新的过程，也是对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过程。应该说，30多年来我国广大经济学工作者在把握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从中总结提炼新思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只是与实践发展要求和中国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快速上升的国际地位相比，得出的创新性成果数量还不够多、质量还不够高，所以中国经济学发展才呈现出与经济实践发展不大相称的格局。看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学者就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感到说话没有底气，甚至低人一等。要深刻认识到，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理论准备，中国经济学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中国经济实践是经济理论创新的大金矿，在当前世界经济问题复杂难解、西方经济学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学者很可能是开创经济学新境界的那批开路人。

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不断发展

实践证明，凡是在“接地气”也即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领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比较充分、成果就比较多。

比如宏观调控理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得当的宏观调控。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富有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将经济决策建立在广泛、充分、及时的全局性调研基础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围绕经济决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反复进行形势分析、专家座谈，集各方面智慧、多角度论证经济政策；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动资源、基于宏观调控需要配置资源的举国体制。正是由于具有这些特色，我们才会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并与时俱进地形成诸如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以及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新理念、新思路、新方式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代表的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从而有力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再如财税改革理论。财政税收体制是一种能够牵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制度安排，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在改革过程中，许多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践沃土中汲取营养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发挥了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撑作用。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有关“费多税少”“费挤税”的学术分析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1998年，税费改革被作为规范政府收支行为的重点改革之一在全国推行开来，后来又由此形成了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的财税改革理念，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学者提出的预算管理要覆盖所有政府收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要坚守分税制等政策建议，已被纳入当前正在实施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学者提出的关于解决收入分配矛盾、化解分配不公可从直接税建设入手的判断，也是基于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作出的，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被表述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启示我们，中国经济学循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大不一样的研究范式发展，它更加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推动实践发展，是“接地气”的有用、能用、管用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必须在“接地气”中才能实现。如果能在“接地气”的基础上，按照国际学术规范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系统化，则不仅可以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进程，而且可以通过讲好中国经济故事而极大增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进而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这也是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之道

当今时代涌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现象、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课题，有待于经济学理论通过创新给予解释和解答。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应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经济学研究应更加强调“实践性”。经济学是实践性较强的致用之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来都是“硬碰硬”的——直接触动利益格局，直接牵涉百姓福祉，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因此，经济学研究决不能隔岸观火，而必须同火热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决不能坐而论道，而必须同实践层面所关注的实际问题合拍。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不能就学术论学术，而必须有突破理论局限的实践感知，必须有立足于调查研究的现实基础，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营养。

经济学者应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理论构建。经济学者不仅要专业化，而且要职业化。所谓职业化，就是要提供有用、能用、管用的学术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供给方，经济学者要以满足社会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需求为己任。所以，经济学者应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方法，以“真正学有所长、真能解决问题”为治学的最高境界，以“研以致用、为人民做学问”为价值追求，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出发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并对研究成果担负起“终身质保”的责任。

将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化，大力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理论体系不完善，就难以为经济发展实践提供充分的理论、概念、范畴、表述支撑，也难以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应有地位，既会弱化经济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又会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因此，应把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作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工程来抓。以挖掘中国经济学自身特点为主要着眼点，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在系统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并将其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提升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层面加以定位，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和中国经济理论的全面创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自人民日报

    详见：http://econ.cssn.cn/jjx/jjx_gd/201610/t20161011_32304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