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贫困的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政府的逻辑，很难解释社会阶层内部的贫富差距，这种逻辑忽视了“个人奋斗”的可能性。但光讲“个人奋斗”，忽视制度安排的基础性作用，也是片面的。

贫困是一个老问题。有时候因为某种极端事件而引发舆论高度关切，贫困的存在益发显得触目惊心。

中国在现有标准下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对此官方并不讳言。但对于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脱贫，就具体事件引发的讨论来看，社会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也不乏极端观点。这就需要厘清是非，形成社会共识。

中国现有的贫困人口中，农村贫困人口占多数。分析其贫困的根源，明显与这些人口所在区域位置、自然环境、产业结构有关。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山区，对外交通闭塞，种植业生产力一向低下，且教育发展水平极其落后。此外制度性因素也根深蒂固，我们将贫困溯源于政府开发、教育甚至城乡二元与户籍制度等政策安排，应该也不会有多大异议。

检讨政府政策缺陷，目的不是让政府难堪，而是督促政府直面大量人口贫困的现实，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减贫进程。人们的贫富状况固然与一定的制度安排有关，但从总体上看，它也的确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近百年来，国人经常说中国“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经过近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有大量人口率先实现了小康，目前尚有7000万人口有待脱贫，民富国强是一个历史过程，对此我们还得理性面对。

这不是给政府开脱责任，而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贫困问题。贫困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困问题总的方法论。7000万贫困人口的存在，无非是说我国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发展得还很不够。根本的解决之道，既不是要政府“羞愧难当”，也不是要政府实行“劫富济贫”，而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并改进分蛋糕的分法。

发展是一种宏大历史叙事，减贫脱贫同样也是，政府和个人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是需要社会共识的。把贫困的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政府的逻辑，很难解释社会阶层内部的贫富差距，这种逻辑忽视了“个人奋斗”的可能性。但光讲“个人奋斗”，忽视制度安排的基础性作用，也是片面的。美国崇尚个人奋斗，但美国恰恰标榜机会均等。

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就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体责任人。没有国家发展、经济发展，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人的际遇，而无法改变亿万贫困人口的命运。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使7亿人口脱贫，这正是政府行动的力量。如果政府缺乏富民强国的意愿、动力和能力，我们就只能看到李嘉诚、王永庆这类穷人发财致富的传奇，而不是中国的崛起。

政府的主体责任，与其说是主导经济发展，勿宁说是着眼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展开提供公平竞赛的舞台。这首先是指致力于起点公平、机会均等，其实质是推进依法治国，赋权于民。中国由于长期的城乡隔离，以及长期的梯度开发战略，导致中西部农村居民在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起点不公平。政府必须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大力发展中西部各级各类教育，让人们具备获得更好报酬的权利与能力。

其次是完善社会托底政策，让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子女教育获得基本保障。这种托底政策，应当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以及学校贫困生奖学金等。这些托底政策在形式上早就有了，但托底不是为了堵悠悠众口，而必须落到实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没有托底政策，孩子们将不安于学、不安于校。

第三是坚决清理各种可能的政策致贫因素。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将超生子女缴纳罚款、社会抚养费与上户口捆绑，导致1000多万黑户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1%。这些黑户被剥夺受教育权甚至就业权，客观上就是人祸致贫。在席卷全国的征地拆迁运动中，很多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成为新城市贫民。扶贫减贫固然是政府职责所在，不政策制造贫困人口，理当是政府施政的底线。

第四，政府承担扶贫减贫主体责任要成为硬杠杠，要有硬指标，并纳入各级领导班子考核指标体系。解决贫困问题靠发展，扶贫减贫也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连片贫困地区，可以进行搬迁扶贫；对分散贫困人口，可以实行精准扶贫。做好了扶贫减贫工作，本身就可以推动地方发展。不能只谈面上发展，回避开发扶贫、搬迁扶贫、精准扶贫的具体实事。

政府搭好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舞台，“个人奋斗”才好登台唱戏，成为一种“中国精神”，而非财富英雄的传奇。中国计划在2020年左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7000万贫困人口是短板。补短板，请从制度安排始，从起点公平、机会均等始。

文章来源：《凤凰评论》

详见：http://news.ifeng.com/a/20160913/49963961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