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的“陷阱”。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GDP增速目标的盲目追求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5%甚至3%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认为，不能把对于经济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个别指标，而有必要关注另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创新不足，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种长时期的发展停滞即为“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行2013年新标准，人均GDP低于1035美元、1035~4085美元、4085~12616美元和不低于12616美元的四类国家，分别归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如果把4085~12616美元进一步划分，可把4085~8350美元归入中等中间收入，8350美元~12616美元则是中等偏上收入。

　　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中等中间收入较为容易，从中等中间进入到中等偏上的阶段，难度也相对可控，但从中等偏上迈入高收入国家，就相对比较困难。但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会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这个阶段当中。

　　识别降速风险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二战”后的案例主要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很早就跨过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后长期陷入其中，绝大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而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相对较少，国际上公认的仅有日本、韩国等国以及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几个单一城市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了快速发展，并在在15~20年间内，晋升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长期徘徊在人均1万美元以下可以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有些国家，即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却很难入围高收入国家，这是因为，上述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其中一些现象，在国内或已出现。

　　然而，国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仍存在两种误区，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不存在，二是在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环境、社会等问题将层出不穷、隐患不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收入足够高的国家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些遗留问题，而备受困扰的，恰恰就是未能实现高收入的国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5年年末，中国大陆人均GDP为49228元，约合7600美元。这一水平，相当于中等中间收入国家。即便如此，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新常态。那么，当真正的中等收入风险到来之时，压力将可想而知。

　　保持增长趋势

　　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变，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16美元）也不变，在未来年均7%增速下晋级高收入国家仍然需要10年时间，8%增速下则需要9年。

　　但不应高枕无忧地认为，届时，中国就一定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历史上，一些国家的人均GDP曾短暂达到12616美元，但此后出于种种原因，这一指标又出现回落。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需达到12616美元后，继续冲上15000美元左右，以留出2000美元左右的波动空间。实现2000美元的波动，需要等到2028年。

　　再进一步看，若要远离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需要达到20000美元左右，即有望在2035年实现。

　　无论是2028年还是2035年，前提都是在经济增速为7%、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6、人口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经济速度再下滑、人民币继续贬值、人口不断增长，中国晋级高收入国家的时间，还将被延后。

　　日本大约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940美元，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大约在1972、1973年前后。在这期间，GDP增速年均为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8.5%、1961~1965年年均9.8%、1966~1970年年均11.5%，1971、1972、1973年分别为4.7%、8.4%、8.0%。

　　在日本整个跨越中等收入的过程中，GDP增速呈现两大特征：第一，速度很快，尤其相对于我国当前7~8%的速度，要高一些；第二，速度并未见大幅降低，直至1970年都呈现出高增长态势，最后两三年虽有所降低，但1972、1973年依然高于8%。真正意义上的GDP减速并没有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发生于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1974~1980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降至3.4%。

　　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经济增速或许不重要。但从经验上看，GDP年度增速下滑的趋势，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利事。因为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

　　建立速度效益

　　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建立速度效益，不仅是兼顾经济发展和市场结果，还是实现内部和外部的统筹兼顾的平衡方式。

　　首先，必须注重规模平衡，高度警惕缺口风险。

　　进出口双双下降，其实就是缺口的一种反映。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主体呈减少趋势，作为GDP的重要支柱之一，表现为缺口。既然外需不足，内需一定要跟上。之前启动内需4万亿，就是对于内需缺口的补充。

　　此外，投资缩进也是另一种缺口。2010年下半年，经济、房地产、股市都出现泡沫，投资增长率从30%回落到20%左右。在投资和出口面临双重缺口的情况下，必须要靠消费的力度来弥补。但实际上，2012~2013年政府消费急剧减少，同时，民间投资活力始终未能被激发，直到2015年，民间消费才把政府消费的缺口补上。

　　第二，不仅要看重总量，更应注重结构。

　　如果一个国家的结构合理、块头又大，竞争力将更强。而当前，多数人更愿意关注经济总量，而忽视经济结构。比如，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从总量上，一些行业的产能的确过剩，但从结构上看，很多产能其实存在短缺。因此，绝不能盲目地压缩产能、完成任务，而是应有保有压、有增有减，让结构更加合理。即便经济增速快一点，也不会出现大的泡沫或者遭遇经济翻车。

　　第三，注重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即让传统市场行为和政府预期之间形成一种再平衡。

　　在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但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主要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在中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时候，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无可厚非。但我们应该在处理市场政策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更多发挥政府的力量。

　　美联储或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2014年，美联储退出QE放出加息的信号，此后一年，加息始终没有实施，直到2015年12月，加息才真正实现。提前释放政策目的，即是给市场预期，让其中的主体尽早准备。

　　回到中国市场，我们有时的政策推出过快、过猛，会令市场措手不及。这种做法或许适合小型经济体，但已经不再适合中国。就像骑自行车和驾驶卡车，自行车体量小，刹车能立刻停下，蹬两下又能再次前进。但同样的力量，用在卡车上都不可能出现和自行车一样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加强自身能力，提前释放预期，让市场尽可能地消化、预警新的可能出现的风险，保证市场对政策的适应和过渡。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6-30/184671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