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颜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相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言，现有的经济分析更关注的是短期经济增长。就短期来看，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转型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GDP增速一直在往下跌，很多人都怀疑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30年继续维持高速增长，这是很多经济学者和精英人士都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这种现实性体现在，很多人会问，中国现在还能不能在国内投资，能不能在国内买房地产?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是否应该赶紧把资产换成美元，早点准备移民?

乐观地讲，如果短期的下跌只是转型的痛苦期，那没关系，过两年经济增长的势头又会重新提振;如果经济增速能保持在7%，也已经相当不错了，以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这样的增速意味着GDP每年增加一个土耳其;如果这一增速能保持30年，那么中国真的将变成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因此我们没必要非要追求双位数的增长。

图：中国GDP年增长率

 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的GDP增速是否会一路下滑?假定今年的增速是7%，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年的GDP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5%。有人担心，照这个趋势下去，经济增速会不会一路下滑。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要理解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搞清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原来的驱动力不能再驱动了?我们有什么新的驱动力?如果我们有新的驱动力，怎样才能把这些驱动力发挥出来?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回答。总的来说，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很简单，投资拉动与出口驱动。

具体来说，投资拉动就是一种要素推动的增长，长期以来我们依靠的投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投资，二是政府的基建，三是制造业的投资：

l 如今这三项主要的投资拉动效果都比较疲软，相对比较稳健的还是基建投资，虽然前一段时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方债和反腐败等等，曾经一度也比较低迷，现在我们看到基建的投资逐步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很多重大项目有可能会启动，所以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还算比较稳固。

l 但房地产的投资比较疲软，由于前段时间新建住房太多，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房产库存较多，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库存周期，各方观点不一。尽管从目前来看，房地产交易仍然呈现出量价齐升，但是房地产的投资依然是比较疲软。

l 制造业的投资是最核心、最根本的驱动力，但制造业的投资是非常低迷的。制造业的投资，是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愿景和信心联系在一起，因为制造业的投资要等5-1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回本，投资制造业会关心2020年、甚至2025年的经济状况，换句话说，5到10年之后能否赚钱，才是制造业投资关心的关键问题。对此，市场情绪普遍比较悲观的。

出口方面，近几个月来，中国出口都呈现负增长，其原因在于，在中国刚刚加入WTO的那几年，出口的年增长率曾达到过20%—30%，这将一举拉动GDP五个百分点左右。但出口是和外需息息相关的，而由于欧美国家受本国经济萧条的影响，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疲软，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出口再也难以恢复到2002年以后黄金时期的增速了，中国传统贸易伙伴的增长潜力基本上已经用尽了。相应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中国试图将市场份额从30%提高到40%是十分困难的。

要想继续靠出口拉动经济，另一条途径是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中高端的产品，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从数据上看，出口在GDP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下降到20%了，最高的时候有30%多。

此外，由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本国居民的购买力也在逐步的增加，内需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高，而出口已经不再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如前所述，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信心非常低迷，为什么投资的信心非常低迷呢?这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信心不足?

我们经常讲要转型，要转变成一个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要增长驱动力的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经逐步实现了这一转变，可是我们没有投资，没有供给侧。我们尤其强调供给侧，因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疲软是三期叠加造成的，有短期的问题，也有中长期的问题，而中长期问题就与供给侧相关。如果我们片面强调消费，片面强调服务业，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我们强调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但是消费不能片面脱离实体经济，否则就很有可能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总之，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还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因此我们非常赞成中央说的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供给侧出问题?为什么投资不足就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为什么投资会不足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回答的根本性的问题。

图：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上图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图中上方的曲线代表美国GDP的长期增长趋势，而下方不同颜色的线都是在假设中国以不同的GDP增长率的经济前景：假设中国能保证8%以上的增长率，我们可能很快就能赶超美国了;如果我们稍微低一点的增长率，赶超美国也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增长率过于低，低到4%以下，赶超美国就遥遥无期了。

赶超美国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它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我们真的能保持6%—7%的中高速的增长，等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么经济增长前景就将是最下面那几条缓慢增长的曲线，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学界有很多争议，我觉得这取决于怎么定义，但无论如何，确实有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徘徊不前，这是一个事实，例如一些拉美的国家，人均GDP一直徘徊在5000~10000美元的水平线上。如今中国的人均GDP正好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上，即7500~77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如果中国要想再实现持续30年的中高速的增长，那就必须要转型，因为原先的投资和出口已经无法再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了。

图：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

上图展示了一些国家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结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别的国家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图中的纵轴是人均GDP，一般认为，3000美元以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贫穷国家，突破人均3000美元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暂且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定为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而图中的横坐标代表实现相应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时间，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出，表现最好的是日本，日本从人均3000美元到人均30000美元花了60年的时间;其次，韩国是从人均3000美元达到人均20000多美元，大概花了35年，也相当了不起了。此外，葡萄牙由于工业化较为漫长，从人均3000美元到人均20000美元花了60年。墨西哥现在还没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就徘徊在一万美元上下，所以墨西哥是典型的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人均GDP也长期徘徊在一万美元以内，泰国、阿尔及利亚，秘鲁，这些国家都没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如果我们限定在二战以后不通过侵略、殖民等其他途径，仅仅通过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真正发达国家的例子，事实上屈指可数。照此定义，日本也不能算，因为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发达了，日本之所以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涉及到很多其他因素。真正通过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我认为最最典型的就是韩国跟台湾地区。

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能摆脱贫困陷阱，即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这条线;但是15000美元这条线，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下是比较难超越的，现有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之所以很多国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增长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增长机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型的阶段，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要想实现经济腾飞，只能靠要素驱动型的增长。

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型的增长，即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效率。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以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于创新。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就没有效率和创新的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每个阶段都是混合的，但是每一阶段主要的驱动力是不同的。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共识网》

详见：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605/t20160502_2480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