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蔡昉，汉族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劳动经济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转型》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专著。近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软科学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华人口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国家出版图书奖等。

    没有农民的城镇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反之亦然，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城镇化，也就没有农民的城镇化。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201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5%，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水平还比较低，目前大概只有37%。这些年通过把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等鼓励政策，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在13亿亩多承包地中，现在大概有3.8亿进行了流转，有9.4亿是没有流转的，流转的部分约占28%。从农户来看，约有1.7亿农户还没有流转土地，只有六千万农户是部分或全部土地被流转，所占比重只有26%。

　　比较世界各国的农业普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农户规模几乎是最小的。例如，与印度、日本以小规模农场著称的国家相比，我们户均土地面积只相当于它们的一半；与典型欧美国家比，我们大体上是美国的1/200、英国的1/100，非洲、拉美国家的农场规模通常也都明显大于我国农户。

　　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决温饱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家庭承包制的效果很明显。第二个阶段是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主要靠的是农产量增长和农民外出，今天来看，农民的收入已明显提高，而且从2009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仔细分析农民的收入构成会发现，2012年农户纯收入中有65.6%与农业无关，而在当年增长的收入中，这类收入的贡献更高达78.5%。也就是说，农民不是靠农业增加收入的，这与农民没有彻底转出有关。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有规模、能自立的农业生产方式，就不能保证农民从农业中获得足够、稳定、持续增长的收入，就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所以，只有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才可能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我国的劳动力已越来越短缺，农业中资本替代劳动、机器替代人的现象已很明显。近些年农业的机械化大幅度增加，机械化拖拉机和牵引农具的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但由于农业经营规模较小，导致投入到农业的资本和各种补贴形成边际效应递减。据我们计算，我国农业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资本报酬已经出现递减现象，在这个趋势下是很难建立一个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因此，必须通过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通过赢得改革红利，实现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其中要特别关注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农业经营规模。赢得规模经济才能确保农业成为支撑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

　　二是劳动参与率。没有稳定的农民工市民化，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清除体制障碍，继续保持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为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自北京日报

    详见：http://econ.cssn.cn/jjx/jjx_gd/201602/t20160217_28700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