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压力，如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国家长期的战略部署及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扶贫开发从消费拉动经济、区域发展平衡等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潜力，但同时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不配套、金融创新不足等制约因素。

　　扶贫开发究竟能为经济新常态带来哪些裨益？目前的制约因素又该如何解决？加快扶贫开发进程的关键点又在哪里？我们请了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员周邦民对此进行解读。

　　问：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为什么扶贫开发应当作为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点？

　　周邦民：扶贫开发具备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认识。

　　首先，从消费群体来看，贫困人口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部的经济环境恶化，国外市场需求疲软，出口拉动效应减弱，因此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对国内消费的依存度进一步升高。在国内的消费群体中，中高收入者处于发展性享受性消费阶段，对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国内产品的需求接近饱和，提高收入等刺激措施，只能促使其转向增加生产的投资和海外消费，所以对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

　　而反观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群体，人口基数大、需求弹性大,消费拉动作用大。数据上看，按照国家现行标准，截止2014年，我国仅绝对贫困人口就有7017万，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这一数字则扩大到1.56亿。

　　分析一下这一群体的消费对象，主要就是必需品和日常生活品。由于正处于这种“生存型消费”阶段，所以收入的小幅提高就能刺激大幅的消费，开拓出新的消费需求和新的消费市场。

　　其次，从区域发展来看，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广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点的变换与国际经济格局变革、国家政策变迁、产业方向变动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抓住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机会，施行了东部开放政策，采取“三来一补”的方式，吸引了大量外资，经济迅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又抓住经济升级、产业转移、区域协同发展的机会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经济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尤其西部大开发后，国家政策推动大量资金投入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使其产出及投资回报上升，成为新的增长亮点。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中西部地区也是下一步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我国现在有14个连片贫困区，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其中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比如连片特困地区的680个县中，东部只有22个，其余658个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目前，国家超常规重视扶贫开发，通过以政府财政预算形式的直接公共投资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进行的间接公共投资，加快贫困地区公共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又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广阔。

　　第三点，从产业结构来说，贫困地区蕴藏绿色高新科技产业的新机遇。我国依赖能源资源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两高一低”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在对原有经济形态优化升级的同时，向绿色环保、高新科技等新经济形态倾斜。而我国贫困地区又大多位于生态资源丰富地区，比如全国贫困人口第一的贵州省，2014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49%，超过全国水平27.4个百分点。

　　其实现在就已经出现绿色产业、高科技产业为贫困地区提供“至贫先富”机遇的例子了。比如其中最有名的——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脱贫案例。2007年前，这个村是贫困县中的贫困村，因为全村捡破烂而被称为“破烂村”。2008年，全村开始发展互联网电商，结果凭空创造出一个年销售额达12亿元的产业，被称为“网络时代的小岗村”。

　　问：您认为当前制约扶贫开发潜力充分发挥的因素有哪些？

　　周邦民：首先一个制约因素就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抑制了经济活力。现在围绕盘活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路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发展互联网＋、电商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的道路局限于主干道，支线道路特别是到村入户及人口聚集点的道路规划建设相当贫乏，电子商务的硬件设施跟不上。这导致在贫困地区，各方面经济要素无法进入，限制了当地经济潜力的发挥。

　　其次是产业机制的不配套。培育经济增长点是个系统工程，需要项目配套的及时衔接、产业的无缝链接、供需的有效对接。但是具体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贫困地区特色水果项目完工，却发现供水灌溉工程没有跟上；特色水果产业有了收成，却没有加工、仓储、物流产业配套，产品运不出；有的有了产业配套，但却找不到市场需求，卖不动。产业链不完整同样制约扶贫开发的巨大潜力。

　　另外，金融创新的不足约束了低收入群体的创造力。农村贫困地区金融需求大，但是个体金额小且风险高，这一直是金融创新的难点。原因就在于，与贷款给龙头企业、大中农户相比，发放给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其它农户的小额贷款利润低，风险大。加上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因素，低收入农户贷款被挤压不可避免。这使得贫困地区经济创新活力得不到充分释放，造成巨大的社会服务缺位，当地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

　　最后，社会保障事业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发展却处于滞后状态，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职业培训为例，与印度相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经济能迅速发展，其原因之一在于文盲率大幅降低提供的劳动力。目前，我国教育呈现“两高一低”的特征，成人识字率高、高等教育人口高，但初高中及职业教育人数较低。我国工厂职工中高中毕业生占比只有24%，与印尼墨西哥处于同一水平，而经合组织国家该比率为74%，初高中辍学人口集中于贫困地区。

　　对于贫困地区来看，由于缺乏必要社会事业的扶助，当地的生产要素无法纳入整体市场，发展乏力。随着扶贫开发持续深入，探索办好贫困地区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等与人的能力提升有关的社会事业，将极大激发当地市场要素发育。

　　问：您认为解决扶贫开发制约因素的关键是什么？

　　周邦民：当前扶贫开发的关键在于创新，要利用互联网等新手段创新扶贫手段。新常态下，扶贫开发需要超常规的创新、设计与措施，从最大化汇聚各方资源，最专业地组织精准扶贫，最持久形成造血动力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贯彻落实，将扶贫开发工作培育成新经济增长点。

　　目前来看，可在国家层面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计算为基础，搭建贫困地区合作支持平台。外部搭建平台，向贫困地区输入资源和模式，内部构建合作机制，调动贫困地区自生能动性。

　　在国家层面搭建一个支持社区合作的平台，一是推动贫困地区民众合作组织化，二是将贫困地区合作社与富裕地区同一产业合作社进行产需对接，形成先富带后富模式，三是将生产及交易环节进行分析，结合其他帮扶政策，建立信用体系，推动普惠制金融落地。

　　问：具体来看，基础设施落后，产业不配套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周邦民：基础设施建设上，以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以当地经济增长培育巨大消费能力。

　　在产业配套上，政府方面有效利用公共投资完成贫困地区产业规划，打造优势产业。合理布局二三产业，开展工业园区建设、开发旅游资源，工业、服务业有序发展，培育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要多管齐下，结合当地自然人文条件做好产业规划、培育产业发展，采取国家或集体投资、当地群众齐力参与的方式，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格局。

　　企业方面，应当优先加快发展贫困地区的电商，让贫困地区在电商市场空间的开拓上“弱鸟先飞”。

　　个人方面，可以支持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切入点，通过为农村合作社打造农业技术、农产品品牌营销、互联网电商对接、社会融资服务四个体系，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合作社运营管理、合作社资金互助、农业产业规划、合作社项目申报、合作社产需对接等等专业化的志愿服务，从而带动和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帮扶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

　　问：在金融创新方面，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对贫困地区贷款利润低、风险高的“恶性循环”？

　　周邦民：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政策性银行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另一方面借助金融创新，以办社会企业型银行的方式发挥国有商业银行、民营银行的作用。此处的社会企业型商业银行，主要在自负盈亏情况下，以培育扶贫开发为新经济增长点为目的，而非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商业银行办社会企业型银行与商业银行利润的不同在于，财政扶贫一块钱只能干一块钱的事，而社会企业型银行一块钱资本投入，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动员出8元钱以上的存款来扶贫，可以鼓励农户发展生产。

　　可考虑由现有大中型商业银行独资，或邀请民营企业以混合所有制形式，试点成立社会企业型银行。这些银行由银行业监管部门特殊监管，不受原有商业规则与考核标准限制；可以低成本、新机制运行，主要解决将扶贫开发培育为新经济增长点的金融支持问题。

　　可以模仿在种子、化肥、农机、农田水利建设上的优惠政策，给予贫困地区从事扶贫工作的社会企业型银行更多政策优惠；可考虑成立社会企业型保险公司来解决贫困地区与贫困户的农业保险及其他保险问题；与此同时，减少成立社会企业型银行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其它扶贫责任。

　　问：您认为，贫困地区的社会事业如何更好地发展？

　　周邦民：贫困地区的社会事业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红利。作为扶贫的一项重要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投入提升当地劳动力素质，通过社会志愿活动激发社会活力。

　　可以组织专家对互联网互动教学改造贫困地区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分别在职业院校、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领域开展互联网抹平“知识鸿沟”的试点。

　　近期内，导向更明确地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与知名企业合作，将企业内训课制成互动式数字格式，给高职中职学生上课，并与企业招工联系起来，使职业教育“毕业即就业”；对农民工设计远程再培训课程，让有学习意愿的农民工能够不断提高技能水平，为大规模产业转移做好准备。

　　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上，可以利用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的优点，通过微课程、反转课堂等一系列的互联网模式的新技术、新模式引入教育，把优秀老师最好的课程、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贫困地区的学校中去，由当地教师，或者组织城市退休教师采取学习模仿、课堂播放、辅助讲解的方式，向学生传播先进教育内容。

　　志愿者活动也要充分实现“互联网+”。民间既有爱心，又蕴藏巨大的能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城市与乡村的连结与信息流通更为便捷，为扶贫模式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例如以驻村干部及驻村工作站为中心，在20多大学生村官协助下，一边动态监测贫困户需求，另一边对接城市志愿者群体、村官毕业院校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后援团，寻找城市资源，结对帮扶；每个后援团可以与一个扶贫干部形成一个微信群，及时沟通信息。

　　作为与单位的区别，志愿者强调以个人名义、个人资源参与，党委可以倡导共产党员带头参与，共青团、民主党派可以鼓励自己的成员参与。

　　在国家建立的大型扶贫互联网平台上，还可以把所有需求分门别类地放在网上，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形成经验交流、信息共享和资源动员的巨大作用。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5-12-08/1810491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