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副教授）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和平等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以建立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主张实现收入均等化，创立了福利经济学。阿马蒂亚·森研究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祖国摆脱贫穷，走向繁荣。据他的研究考察，分配机制不合理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与贫困的原因，因而他强调增加穷人选择机会的能力比扶贫更重要。他还将贫困人口数量、收入及其分布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发明了新的贫困指数，对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的设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自称为世界穷人和人类行为方式而研究的迪顿，在《大逃离：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增长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常常因既得利益者的破坏阻碍增长，但有时也会因指明方向、提供激励而有益增长。他强调,穷国最需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因为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贫困所需要的增长。因而，除医疗和技术援助表示支持外,他不赞成富国直接援助贫国，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多数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接受过援助，中国与印度在获得较少援助的情况下，通过不平衡发展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都是很好的证明。
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关心经济和收入的增长，也应关心人类的幸福感，尤其需要研究人均收入和幸福的关系。长期以来，追求财富和收入成为人们寻求幸福的合法路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个人对财富的追求会促进经济增长，使整个社会受益。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对个人能否从财富中受益持怀疑态度，认为财富能带来幸福的说法带有欺骗性。美国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调研中也发现，日本人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觉得生活更幸福。他在1974年出版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
迪顿通过对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并用大量数据验证，得出了人均收入与是否幸福没有太大关系的结论。他将人类的“福祉”定义为所有对人类有益，能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物，既包括物质丰富、身心愉悦即健康和快乐，也包括在民主和法律制度下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因此，当收入超过了一定水平(每年约7000美元)时，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虽会提高，却不会觉得更幸福。所以，迪顿不赞同将是否幸福作为测定人类福祉的有效标准，而应该采取生活总体评价方法。这与森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一致。森批评了福利主义价值免谈原则，以及传统的、把社会福利仅仅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的社会福利理论，主张把基本价值判断引入到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例如对人性的关注、社会公平的普及、人民福祉的提升以及追求自由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提供平等的就业、教育机会和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和谐、更加快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迪顿不仅注重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注重经济政策研究。为制定能促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必须先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的研究解释了个人的选择即如何花钱问题，以及社会如何衡量和分析福利和贫困。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5-10-14/1797943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