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洋，1964年生，博士，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China Economic Journal 、《中国金融学》、《公共管理评论》、《世界经济文汇》（、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学术委员会成员、World Development 编委。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要著作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中英文版）、《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等。
中国经济的增长从去年开始出现实质性放缓。面对通缩，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可以接受增长速度的自然放缓，但如果经济增长率远低于潜在增长率，适当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就是恰当的。在此，我们有必要纠正对中国经济的三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把经济增长和改革对立起来，认为我们如果要进行改革，就必须要接受增长放缓的事实。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改革最终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金融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利率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定价，金融市场的进入障碍基本上被消除，新三板等金融创新为高新企业提供了极大的激励。尽管短期内的波动不可避免，在中长期金融改革肯定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再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提高无数民众的福利，而且可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国务院最近出台价格改革方案，如果这个方案能够全面实施的话，中国经济就将向着市场化方向迈进一大步，从而变得更加具有活力。把改革和增长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误解是：一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就又回到过去依赖投资的老路上去了。这个误解产生的原因是把反周期的财政措施和结构调整混为一谈。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反周期措施，是短期的，而结构调整是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过去五年，我国的储蓄率已经降低了4个百分点，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我们不可能期待在未来的五年里再下降1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明显放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是拉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最直接的手段。很多人认为，我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因此不应该继续投资。他们的理由是，投资产出率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但是，这种观点把因果关系搞错了：投资的产出率和回报率下降，是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理由。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就会发现，投资效率指标完全是顺周期的：每当经济走上坡路时，投资效率就提高，而每当经济走下坡路时，投资效率就下降。当前投资效率的下降，也是经济下行的结果；用投资效率下降来反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本末倒置的观点。
第三个误解是认为，货币政策可以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手段来使用。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让经济达到潜在增长率并保持较低的通胀率。换言之，它的作用是熨平经济波动。由于货币的通用性，货币政策一定是普适的，必须同时应用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用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一定导致经济的扭曲。比如，中国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三年，给它们放贷的风险因此非常高。如果货币政策确定为定向给予小企业更多贷款，则坏账率一定会上升。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发生坏账的可能性更大，定向给予小企业更多贷款只会加剧坏账上升的问题。▲（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环球时报》
详见：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510/t20151027_23692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