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农村基于现实情况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在中国全面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形势下，广阔的农村和大量的农村人口不可能仅仅只是依靠城市化的一条路子来实现现代化，农村就地现代化作为植根在广大农村自然地理条件、历史现实状况的发展道路，应该也势必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之一，也是与城市化相并行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农村就地现代化强调在转变依据“老三化”的农村发展观念的同时，积极稳妥的逐步实现建设现代化农村、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和培育现代化的农民，这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大势，也是与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相符合的。

【关键词】 农村就地现代化；转变观念；现代农村；现代农民；现代农业

 

2014 年，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并在2020 年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进而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未来几年将是可以预见的，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将会一如过去几年的那般发挥作用。 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城市化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 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大背景下提出的农村就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户籍制度即将大改革的当前乃至未来，依旧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既是中国农村参照世界各国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做出抉择，亦是中国农村基于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纵观世界各国， 东西方国家的农村现代化之路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每一个国家都基于自身的国家现实条件选择符合各自国家实际情况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在日本，主要是通过城市化带动农村的现代化。根据数据显示，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在日本大城市化急速推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同时，日本农村城镇化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日本全国第一、二、三次产业从业结构同其它的发达国家一样，都具有极高的第三产业从业率和很低的第一产业从业率。日本的农村地区由于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产业结构特点也同样显示出这样的趋势，1985 年日本农村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已达到了 43.5%，高居第一位，第二产业的比例为33.6%，也高于第一产业。 这样的产业结构除了表征由于农业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外， 还表征了农村地区产业的复合一体化发展。 法国在实现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注重了土地的适当集中、农业的机械化、农业专业化和商品化、 农业生产的社会化、 注重合作社、完善农村科技推广、提高农民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韩国的新村运动则实施了以政府倡导、农村自主为特色，村级治理为关键的“新村运动”，强调农村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中国农村的发展一直是近十几年来国家和社会都大为关注的焦点，农村的现代化越来越出现在政府报告、媒体头条中。国家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发展亦是不可放慢的脚步。 长期施行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了农村在经济、 社会乃至文化方面都已然存有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对于城市和农村各自的现代化必然会造成不同的影响。由此，在面对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上， 中国农村要有就地现代化的自觉，要搞清楚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因何缘由而起？如何选择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农村最终的走向是什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全国依照苏联模式全力发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农村、农业、农民都扮演着为新中国工业发展贡献原材料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单向度输出者的角色， 以至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九天九地说”用以反应当时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在这一历史时期，1956年和1957年在最初“三包一奖”的基础上发展过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后被当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而被批判和取消，之后经历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三包”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经营，1983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步推广。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恰当起始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一方面成为企业所在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另一方面也大力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是为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新台阶。随之而来的城镇化也步入了快车道，从沿海到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城市急速扩张，城镇化也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而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相对比的是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乡隔阂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基于此，通过对农村现代化自觉的思考， 笔者强调中国农村应该适当选择就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现阶段的中国农村正在承受着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施行的城乡二元发展政策让农村长期处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附属角色以及农村对于城市的单向度的各类资源的付出和供给，造成的结果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剪刀差”让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据统计，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6955 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 元， 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多，如果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隐性差距算在内，那么二者的差距更是远超数据所表现的。这就是今天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两种现状， 并被外媒形象地描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两个极端。这种巨大的城乡差距不仅与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谈话中指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 更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稳定、 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农村在进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道选择题，那就是农村的现代化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四个选项： 一是依照农村现有状况发展， 继续维持在城乡二元结构时期确立的与城市不对称的发展模式； 二是直接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和韩国的农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三是全部纳入城市化范畴，一刀切地让农村全部走上城市化道路； 四是走出一条立足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最终的选项只能是第四个，选择走中国特色的本土的农村现代化道路， 这就是适度有力地推进农村就地现代化。

中国农村选择就地现代化道路有其必由性， 而这种必由性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第一，中国的全面性现代化不可缺少农村的现代化。中国总人口中仍然差不多有一半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收入生活， 这一部分人所在的农村不实现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的整体现代化， 同时还会影响城市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全部寄希望于通过城市化这一条路径来实现。 中国各地的地域自然条件各异， 能够通过城市化或者受到城市化辐射带动发展的地区只能覆盖国土面积的一部分， 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的农村地区远在城市化发展的辐射范围之外，短时期无法搭上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这就决定了这些地方只能走出一条区别于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第三，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要求农村必须实现现代化来保障。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地区，它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是关系到中国人“饭碗”是否能够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事关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大问题。第四，中国农村存在的持续农业劳动生产力流失以及相应产生的“空巢”、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都需要通过农村的现代化来创造解决条件。 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由此带来了诸如农村“空巢”、留守儿童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根本在于通过农村的现代化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进而解决农村留守人口以及外出农民工的生活、发展需求。

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是指农村居民利用近现代工、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农村经济，优化农村社会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最终实现城乡共同现代化。其包括的发展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这是一条不同于主流的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 它不依靠简单粗暴的城市空间扩张和城镇人口聚拢， 更不是依靠单纯的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而是从农村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方式；第二，农村就地现代化不会对农村的生态地理面貌造成大的改变， 不会对农民的职业身份进行根本性的更改， 也不会对农村文化进行全盘打破，同时还会促进农村的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第三， 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和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依靠工业化带动的道路不同， 实现就地现代化的农村经济最主要依靠的发展动力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第四，实现就地现代化的农村不是城市化或城镇化的附属或者单向度的输血者， 而是与城市化一样重要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农村就地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的现代化，并且是此三者缺一不可。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就地现代化所指的农村、 农业和农民有个明确的界定。第一，实施农村就地现代化的不是位于城市或者城市圈经济的有效辐射范围内的农村，而是为农业经济占主导、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地区。这是不同于可以依托城市化发展而带动， 或者承接城市工业生产升级换代的“被辐射型”农村。 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缩小乃至到最后拉平此类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的巨大差距，直至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二，农业的现代化是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对传统农业生产进行升级改造，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在这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是指整个的农业生产体系的提升， 特别强调增强粮食产品的生产能力尤其关键， 这也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与否的大问题。第三，农村就地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群，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生活在农业型地区，不在城市经济有效辐射范围内、 享受不到城市发展利益的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 这占到了中国农民的大多数；另一部分是进城务工失败后返乡务农的人群，主要以青壮年为主， 这也是保持农业生产持续性的有生力量。农村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就地现代化就是要对这一部分农民进行改造， 实现他们从传统旧式农民向现代新农民的转变， 不仅是政治身份到职业身份的转变，更是旧式到现代的质的升级。 为此，农村就地现代化具有三大目标指向：

4.1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下发展现代农业

现在世界各国之间注重的国家安全不仅仅局限于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乃至信息安全，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农产品入侵已经被上升到视为经济侵略、文化渗透相等级的高度，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类产品的保护性发展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得到高度重视。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 荷兰等一些自然条件受到极度限制的国家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高度依赖国家市场调节外，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土面积相对宽广的世界性大国的粮食自给率都超过100%，是为粮食出口国。 而根据相关数据，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在 2013 年首次跌破了 90%，跌至 87%，而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更是只有70%, 这就意味着中国有 30%的农产品依赖于国外的进口， 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底中国人口总数为 13.6 亿（港澳台不计入），按照 87%的粮食自给率算， 就有超过 1.7 亿的国人是靠着来自国外的进口粮食养活。 为此，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而且要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条件、 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 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观念转变上，要由过去粮食生产中的农民民生本位观转化为国家基本农产品安全本位观，进一步确定并夯实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不动摇。

作为粮食生产区的农村地区， 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下通过就地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升级换代， 发展具有特色的现代农业，提高现代农业生产能力，有效保障国家的粮食生产安全， 这也是农村就地现代化所担负的历史与现实使命。

4.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可否认， 农村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是超过 2.7 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 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农结构”。这种家庭生活开支的收入结构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同时造成了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带来相当的社会问题。 而青壮年的大量由农村流入城市， 农村劳动力的可持续性也成为大问题。 现阶段是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时期，也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须要大力发展具有特色的农村经济， 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 要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水平和质量；要完善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合力打造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样以吸引一定数量的外出务工农民工回家致富。 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留守人群等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

4.3 培育现代农民

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要发展现代化农业，要建设现代化新农村，都必须要有现代化的农民作为主体才能实现。 农民的现代化就是要培育现代农民，是农民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升华。要培养一批现代农民，首先要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第二要实现农民身份由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定位转为职业定位， 第三要推动从义务教育到农民的技能教育等的全方位的教育体系的发展。 中国的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决定了中国农民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整体的现代化， 农民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乃至中国整体现代化的高度。所以，农民的现代化应该作为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不可置疑的核心。

要实现中国农村的就地现代化， 必须要转变农村发展基于“老三化”的现代化观念。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村建设都沿用的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即表现为追求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产业工业化的路子。时至今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依旧是中国各地社会发展的最根本观念， 在对待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上也受其影响而有着重于“老三化”。 要走就地现代化的道路，就要对“老三化”模式有所反思：第一，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中国国际环境的紧张气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将迎来自冷战结束后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里，相对于过去几十年取得飞速进步的工业和城市来说本就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农业和农村地区到底能从中分得多大一杯羹不得而知；第二，中国现在依旧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 而且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照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比率来看仍然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国的工业水平距离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需要追赶， 在这样一个仍然需要奋起直追的时候， 未能发展到相对高度的工业和城市能分出多少能量来支持和帮助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已然是一个问题；第三，在当前依旧沿用“老三化”思想为指导的农村现代化通常都是在当地政府追求 “GDP 政绩”的光环下，以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为追逐目标的发展，很多引进的工业项目、 建设的基础设施都不是基于农村地区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的； 第四， 现阶段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更多的是城市工业升级之后自己留下高精尖的高科技产业， 而相对技术含量较低甚至污染较大的低端产业则转移到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 甚至都不是农村这一级别而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小城镇， 农村地区仍然只是它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提供者, 这种具有严重滞后性的产业转移对于农村的发展之意义究竟有多大是值得思考的。

从国家层面上看， 自 2004 年开始， 一直到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1年关注三农问题。2004年提出以农民增收为主题， 关注农村民生；2005 年要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2006 年和 2007 年都是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主题， 持续关注新农村的发展情况；2008 年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2009 年要求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2010 年强调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2011 年作出了要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2012 年要求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2013 年强调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2014 年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除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文件， 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特别触及农村发展问题，在《规划》的第六篇就以《推动城乡一体化》为题分别涉及了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个方面。 以上这些文件最终的指向都是涉及建设现代农村、 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培育现代农民， 也就是从国家高度确定了基本的观念取向指向农村就地现代化而非“老三化”。农村不是城市的缩小版本， 更不是仅仅作为区别于城市钢筋混泥土建筑群之外的另一种田园风格之存在，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观念的“老三化”发展模式不适合所有的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 因为即使从对现代化理解的角度，“老三化” 虽然反应了工业主义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但确是将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的特征夸大为现代化整体的本质特征，即使“老三化”是现代化的特征，也仅是社会、经济层面、或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方面的特征，而不是现代化整体的特征。

在进入全要素生产力时代的今天，依旧遵循“老三化” 的现代化道路移植到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上是不可取亦是不可行的。 反对“老三化”并不是要否定工业对于农业的支持，而在于要改变以先入为主的思路，改变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发点看待农村发展的旧习惯，而要树立基于农村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发展观念。 在转变“老三化”的旧观念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5.1 要有全球性现代化眼光与后发现代化优势认知

中国的农村就地现代化正是处在全球性现代化的历史环境之下，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农村就地现代化必须具有全球性现代化发展的眼光和观念， 对中国农村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首先就是要清楚认识差距、勇敢承认差距、努力追赶差距。 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 在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在农村现代化发展问题上的道路选择、 方针政策制定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回顾二战以后的现代化历程会发现，现代化的异步性有着明显增强，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斥着错位和失调， 而这种失衡首先表现在以城市和农村为两端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分裂上。 这种失衡与分裂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城市和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不一致、不同步，进而直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自的农村现代化运动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 有效解决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差距问题。在全球性现代化的时代，无论是法国农村现代化的循序渐进、注重小农、工农业互动以及生产社会化，还是韩国农村现代化的工农业并举、 村级治理的新村建设， 它们的经验都可以完全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并结合中国农村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出适合自己的农村就地现代化之路。其次，全球性现代化的多元性要求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非与先行发达国家的农村现代化模式有同质性。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观念正是符合全球性现代化贯穿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内涵。 融入全球性现代化浪潮的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必须是要建立自身文化和历史根基的农村现代化，环顾世界各国，凡是农村现代化成功的范例无一不是走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中国也不例外。

5.2 国家层面要实施统一协调规划

在《国家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中，江汉平原作为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被作为主产优质水稻的国家粮食优势主产区， 其功能定位为保障国家的基本需要，要建设优质稳产高效的商品粮、专用粮和饲料粮基地，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持续稳定增长，巩固并提升商品粮源的核心地位。而在2010 年另一份国务院颁布的文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列江汉平原的武汉市为龙头建设武汉城市圈，作为国家层面上的优先开发区域。同一个地方面临农业粮食现代化生产，又要进行城市化的大规模建设，二者产生冲突，怎么协调？这种具有冲突性的规划到底应该依据哪一个？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可置疑，在制定相关规划之时，各部门之间的规划协调、 国家各规划的前后协调都必须具有一致性。 国家层面的全局性和统一性， 不可或缺。由此，针对农业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城市化规划之间可能存在和引发的冲突， 在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文件再一次确认了中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并提出在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保护水资源，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彻底改变粗放低效的发展模式， 确保流域生态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 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依旧坚持紧抓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大方针，理清了城市化和国家粮食生产之间冲突的问题解决取向。

说到底， 农村就地现代化也就是保障农村作为粮食生产的地域主体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层面强调国家粮食生产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农村就地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是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 一书中认为，“经济往往被看做是决定性的中心力量，事实上，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和政治方面， 依赖于知识的增长和领导人的动员资源的能力。 ”这句话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上来看，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国家就是施行现代化的主导和核心力量，是现代化的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实践者。 加上中国历史上即是一个国家本位的社会， 所以中国农村的就地现代化从根本上就是要依靠国家的政策与统一规划。

5.3 落地到农村要坚持“四个制宜”

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都没有甚至是没办法对自身的发展做出自己的正确的判断， 长期都处于城市发展的笼罩之下。 国家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但是不是所有的农村地区都有条件、有必要走小城镇发展的路子。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在很多地方实质上已经是仅仅拘泥于形式上的西化， 只是以简单的高楼大厦、 宽阔马路、 滚滚车流、 繁华商务区、 高涨的GDP 等外在表现作为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指标。 据统计，最近几年全国有183个城市提出过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口号，占到了全国城市总数量的近 1/3。如此数量的城市都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 先不论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素质、 公共设施和资源的配套能不能跟上城市化的步伐，即便这些城市都发展得不错，那么其最终的结果毫无疑问也是这些近 200 个城市发展的高度“同质化”，不仅使得各个城市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 更会导致过于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城市化的这个老路，中国的农村不能再走，也没有退路再去重蹈覆辙。 中国的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避免像城市化一样陷入“同质化”的泥潭漩涡，更要避免全国各地的“鬼城”，因而需要各怀特色、各具魅力、各为自主、各有发展同时又充满活力、大有差异的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发展目标。在笔者认为，农村地区自身要走就地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坚持 “四个制宜”的原则，这“四个制宜”分别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史制宜和因俗制宜。因地制宜， 指的是农村就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要基于农村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 生态环境现状以及地理位置条件而定。这是农村就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就地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 是一条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打着“人定胜天”的旗号为了追求发展而脱离当地的自然和生态条件， 甚至为了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情况不是就地现代化模式所赞成的。

因时制宜， 是指农村就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要适应全球性现代化的时代潮流， 要适应中国当前的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和战略要求。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再是全球性现代化时代中国农村的标签， 合理开放的姿态是就地现代化对传统农村的转变， 紧紧跟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引入外面世界的信息和文明、农村自身产品和文化要走出去，是因时制宜的两翼。农村的就地现代化是和城市化一样，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 不应过分强调城市化或城镇化模式取向上的一刀切。因史制宜， 是在尊重农村地区当地历史传统和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前提下的实施就地现代化模式； 因俗制宜， 指的是农村就地现代化要尊重农村当地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全球性现代化诉求的不是文化的统一性，而是多元的文化主义。 同样，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上，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源流的多元化，现代化发展模式才是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农村的前进道路。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说过，“欲亡其国，必先毁其史。欲诛其族，必先去其文化。”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长久立足和发展延续的根本， 今时今日的现代化已经进入到了以文化为主导的生产力竞争阶段， 就地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文化的力量。 生态与文化作为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农村就地现代化的明显特征，文化是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依靠动力。

通过就地现代化发展的农村最终走向和归宿不是城市或小城镇， 而是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经过对农村的产业现代化升级改造、民俗文化传统传承发展、村民现代素质提升以及社会公共事业开发之后的新型农村。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于新农村建设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就应该是农村就地现代化路径发展下的农村景象。 罗荣渠先生曾经在《现代化新论》中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指出“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道路也是多模式的。”同时，“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集中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集中不同的社会结构。 ”

由此，中国的农村选择一条不同于城市化的就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有道理、有依据的。 农村就地现代化不是先打破后新立，而是在业已存在的各种自然、现实、历史情况下稳步、扎实推进的发展，不是轰轰烈烈摧毁性的革命式发展。 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条件都决定了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道路之一，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水平， 农村就地现代化作为城市化之外立足于中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依然将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体系中的必然选择。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详见：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upload/2015/08/d2015081217352445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