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和制度设计诸因素，促成社会贫富分化，并使社会贫困呈现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趋势。政府需要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重新审视扶贫主体、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重点，并作出富有实效的反贫困制度安排。
【关键词】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反贫困战略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会因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消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财富巨大累积，但贫富分化如影相随且呈日益强化之势。贫困作为物质资源匮乏或遭受剥夺的状态，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贫困也表现为一种相对状态，且内涵伸展至精神层面。探讨我国反贫困问题，需要敏感把握我国社会贫困发展的整体趋势，深入分析社会人口致贫的内在机理，并从更广阔的视野———从绝对贫困人口扩及贫困边缘群体，从当前贫困人口扩及代际贫困群体，理清扶贫思路，制定反贫困战略和制度。
一、当前我国社会贫困发展新趋势
贫困标准线是国际社会认定“贫困”的重要指标且具有动态性特征。按照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贫困人口是指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来看，按2010 年标准(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274元) 贫困人口仍有2688 万，而按2011 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人民币/年) ，中国还有 1.28亿的贫困人口。［1］45 －46我国贫困线标准历来偏低，
经测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天 1美元。但也要看到，贫困标准线的变更导致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仅是表面现象，在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贫困人口在结构、分布、社会发展机会以及代际传递等方面都在发生了新变化，这些新变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以生存为基线的贫困定义，而更多地凸显贫困人口的发展诉求，也对我国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和反贫困战略转型带来了新需求与新挑战。
（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部分
当前我国的社会贫困特征首先表现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相对周围的人而言，是指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那种社会生活状况，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通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 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对贫困线。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与贫困线标准设定密切相关。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绝对贫困发生率已经很低。据统计，“以绝对贫困标准测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从2000 年的3209 万人下降到2008 年的1004 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2000 年的3． 5%下降到 2008 年的1%。” 在贫困人口中，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按照相对贫困标准线统计，我国相对贫困人口总数约有2． 6 亿人［3］87 －88，相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部分。在相对贫困人口中，除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城市相对贫困人口也值得重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生活在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呈不断上升态势［4］1610 －1617。
（二）贫困人口缺少发展机会，返贫现象折射贫
困边缘人群困境发展机会是摆脱贫困状态的核心要素。贫困人口陷入贫困，主要非自身因素，而是缺少更多的发展权利与就业机会。这是公平和效率不平衡的制度性缺失造成的。在扶贫的过程中，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的障碍，从而形成了制度性贫困，即不合理的制度导致了公民的贫困，制约了公民的致富机会。在贫困人口中，返贫现象也折射发展机会对贫困人口的重要性。“返贫”是指某些地区或某些阶层的贫困人口在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了贫困的现象。有研究显示，西部部分地区贫困人口返贫现象比较严重，返贫率高，平均返贫率在 15% －25%，个别地方高达30% －50%。 “返贫”现象的存在，部分抵消了人们为减轻贫困所作的努力，从而整体上延缓了缓解贫困的进程。“返贫”现象既表现为现有医疗、住房、教育等高负担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有研究表明，农民返贫的因素日益多样化，各种因素之间交替作用，增加了农民返贫的危险性。部分脱贫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在贫困线上下摆动，只要稍有不测，就极可能返贫，处于贫困边缘线的人口，若缺少制度性的安排，重返贫困的概率是极大的。
（三）贫困代际传递日益显露，贫困现象陷入恶性循环
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始于国外。20 世纪60 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对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研究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着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并从社会学的代际流动研究范式中演变出“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国内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日益关注，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新目标。当前，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我国贫困人口在阶层中向上流动机会在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边远农村地区，由于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机会均少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就使得下一代脱离贫困境遇的机会也大为减少。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对贫困家庭子女设障，自主招生操作过程对贫困家庭子女不利，自主招生结果对贫困家庭子女不公。正因如此，“面对贫困问题，应该确立一种大的反贫困观念。反贫困不仅是帮助贫困人群尽快摆脱贫困状态，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还应将反贫困的政策措施扩展为减少非贫困人群的陷入贫困的风险，同时帮助相对贫困人群实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当前贫困发生的内在机理
贫困发生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归结为资源赋、市场竞争和体制机制等三类因素，而贫困代际传递是以上各种因素在代际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资源禀赋劣势是贫困发生的客观条件
自然环境条件恶劣是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从区域环境条件考察贫困地区时，可以看到这些地区不仅资源占有量低，而且地处边远，交通闭塞。不仅本区域的资源蕴藏占有量低，而且资源的供给和来源状况也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资源极度匮乏、人均耕地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等，这些都是导致贫困发生的自然原因。此外，导致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自然素还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偏低也是促使贫困发生的主体性因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育，接受的教育越多，其摆脱贫困的机会就越多。有研究表明，农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就给其增加0． 26 的非农副业获得机会，从小学到高中总的会增加近乎 3 倍的机会比率［10］123 －124。此外，贫困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非贫困户，这就使得贫困人口非农就业能力较低，发展经营的路径较窄，可从事的工作薪酬较低。
（二）贫困人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市场经济是调节、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的有效途径，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又具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会使各种利益主体的收入趋于分化，从而形成一种“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由于多种原因，市场经济中各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有巨大差别，从而决定了收入差距形成的必然性。贫困人口的收入在市场经济中主要依靠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的大小与劳动能力、社会承认的劳动量等因素联系在一起。首先，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偏低。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普遍存在先天的不足( 遗传基因、体质及智商等) ，更有后天的差异( 生活条件、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等) ，居民劳动能力的差别往往并不是居民本身的行为所造成的，而是由其所不能控制的先天或后天因素( 主要82是后天因素) 所造成的。其次，贫困人口向社会提供受承认的劳动量常常是偏低的。人们获得劳动收入凭借的是其向社会实际提供的社会承认的劳动量，但因劳动偏好的不同，劳动能力相同，劳动偏好越强的部门，在工作机会相同的条件下，其提供的劳动量会越多，获得的劳动收入就越多，劳动偏好越弱的部门，其提供的劳动量越少，获得的劳动收入就越少。贫困人口一般处于劳动偏好最弱的部门，其劳动量的承认在市场竞争中是随机的。
（三）制度性贫困导致贫困人口缺少发展机会
制度本质上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它减少了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减小了人的可能的选择范围。但若在分配权利的过程中，由于不公平的分配法则而使得部分人无法获得同等的权利，从而陷入贫困，这就是“制度性”贫困。当前的贫困既是贫困人口自身方面主客观条件造成的，也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消极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制度、政策通过影响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福利，进而影响到城乡之间在社会公共资源分配、发展机会、基本权利和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最终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和贫困人口群体的相对“固化”。制度性贫困还会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当贫困成为制度设计缺憾的牺牲品时，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境地的机会就变得更少。
( 四) 贫困因素的综合深化促使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
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是贫困因素的综合深化并在代际之间连续形成。国际持续性贫困研究中心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和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将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归结为四大因素: 即人口与健康因素、社会关系网络因素、教育因素和生活环境因素。显然，当贫困也变成了“世袭”，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贫困代际传递会造成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在制度性贫困环境中，基尼系数过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我国反贫困的战略走向
借鉴国际上反贫困的逻辑切入点，即“基本上是沿着从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到关注人力资本的投资，再过渡到综合的反贫困战略”思路，结合我国贫困的新趋势，未来反贫困战略有以下四大走向:
（一）扶贫主体转型: 由线性式走向网络式
扶贫工作是政府的责任，但并不等于扶贫就只能是政府来扶贫，要改变传统由上而下的线性扶贫模式，形成网络式的扶贫体系。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责任，如果一个社会的效率和发展是以一部分人挣扎在温饱线以下为代价的，一个地区的繁荣昌盛是以另一个地区的长期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就根本不可能说这个社会是公正的或正义的。政府是扶贫的重要主体，但在实际扶贫过程中，政府的强势地位不能压抑其他社会主体力量。扶贫主体需要由政府独揽的线性扶贫转向以政府主导、人人参与、社会帮扶的网络式扶贫转型。在政府主导的基本前提下，需要鼓励贫困人口和社会力量自发参与。一方面，要通过引导，使扶贫对象在主观上认同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是“自己的事”，在客观上要使扶贫对象自愿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中来，包括项目设计、项目决策、项目实施、项目监督等全部项目工作都是扶贫对象“自己的事”，从而有效地实现扶贫者与被扶者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扶贫工作也需要发挥社会的力量，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坚持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原则，推进民间慈善事业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帮困的能力。
（二）扶贫对象转型: 由群体走向个体
扶贫对象的转变是由贫困人口分布改变所决定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贫困人口的分布格局决定了扶贫对象选取的方式。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县为单位的大面积集中连片贫困正在逐步消失，当前贫困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细小化特征，这就决定了扶贫对象的选择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扶贫对象需要直接瞄准到户，通过“靶向疗法”，瞄准贫困对象，实施个性化扶贫。从改善贫困人口生存质量的角度看，个体瞄准比区域瞄准精度更高。反贫困目标从区域转向小户和个体，扶贫对象由面到点的转型，其宗旨就是优先满足贫困个体的生存生活需要并培养其个体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在短期内消除绝对贫困，快速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具体而言，一是直接瞄准贫困人口进行反贫困。要求扶贫对象必须相对集中，必须让那些真正需要扶持的贫困人口得到扶持，而不是让那些拥有信息优83势和特权的非贫困人口得到好处; 二是动态调整扶贫对象，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探索推进个性化扶贫的新模式，针对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采取不同的扶贫模式。
（三）扶贫方式转型: 由开发式走向发展式
扶贫方式对扶贫成效有决定性的影响，总体上要将提供贫困人口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路径。从现实来看，采用单一的扶贫方式已难以满足分散的贫困户脱贫需求。在区域扶贫阶段，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整体特征，采用主导式的扶贫方式，如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但随着扶贫对象落实到贫困户或贫困个人，扶贫的方式需要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发展式扶贫。发展式扶贫的核心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极具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致贫原因，采取不同的扶持方式。例如，对丧失劳动能力、残疾、无法自救或地处贫瘠地区无资源条件的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实行救济式扶贫; 对于有资源条件的地区，实行开发式扶贫，并且要逐步向发展式扶贫转变。发展式扶贫不但注重生活条件的改善，更注重扶持和改善生产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适用于目前大多数具有发展潜力的贫困人口，是防止家庭代际贫困传递的有效途径。
（四）扶贫重点转型: 由当代扶贫走向子代防贫
贫困代际传递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不相适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障碍，严防贫困“世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由当代扶贫走向子代防贫，将是当前扶贫重点转型的必然。在扶贫重点转型过程中，需要确立当代与子代扶贫重点。新时期反贫困的目标是实现标本兼治，既消除当下的贫困，又阻断贫困的传递。建议以代际差异化为切入点，实施“上代救助、中代参与、下代发展”的反贫困战略。一是上代救助。对上代( 60 岁及以上) 以救助式扶贫为主，目标是满足这部分人群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增强幸福感。通过直接救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来实现。二是中代参与。对中代( 19 ～59 岁) 以参与式扶贫为主，目标是调动这部分人群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着重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机会与市场要素。三是下代发展。下代( 18 岁及以下) 能力培育是严防贫困“世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也是本战略的重点。对下代要以发展式扶贫为主，通过助学、助医、生活资助以及提供发展机会等方式，增强子代的人力资本储备，提高综合素质和社会流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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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转载自《湘潭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详见：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upload/2014/09/d2014091116293981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