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那些从西土远航来的传教士，大都有数月海上颠簸和旅途寂寞的经历，一旦进入中国，他们忽然发现江南水网密布，河道纵横，人们出远门需搭乘各类船只，只有近处才用马车和轿子代步。由此得出一个印象：中国人似乎只会在江湖河道里慢悠悠穿梭，却很怕出“海”远航，就是住在海边，也觉得没有安全感。

利玛窦惊诧地发现，倭寇凭两三只船就能随处登岸攻击城镇肆意烧杀，就是利用了国人怕海的心理。海路运输既迅捷又节省，国人却极度害怕海盗打劫破财，宁可循规蹈矩，龟守在内地风平浪静的河道中运输货物。利玛窦对大运河上来往苏州和北京的豪华客船印象深刻，说里面镶嵌着花格，涂饰着金粉，主舱室有罗马学院的礼堂那般大。如此说来，国人的出行习惯大可归结为爱淡水不爱海水。这样一路推演下去很容易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国就是个古老陈旧的“内陆帝国”，与西土新鲜昂扬的“海洋帝国”分庭抗礼，“水”把文化区分成了“近代”和“古代”。

其实“中国人到底怕不怕海”这个话题早已遭到质疑，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据日本学者上田信考证，永乐帝朱棣周边的宦官不但相貌威武、体格健壮，而且相当“国际化”。有死囚、多民族俘虏和从外国作为礼品进贡的奴隶，一般称为“火者”。郑和出身穆斯林，有混血模特般的型男体格，加上英武善战，足智多谋，和清末宫廷中猥琐不堪的变态阉人完全是两个形象。永乐帝给人很热爱海洋的印象，要不怎么三番五次地派郑和出海巡游呢。不过，与西洋人脚下的海是承载长途交易的大舞台不同，郑和的出海与现代贸易无关。有些民族主义自大狂为拔高郑和，居然会瞎编出中国人率先发现美洲大陆的奇葩故事，目的无外乎是想给国人上一出免费的心理意淫课。

郑和的船队付出的多，回收的少，遵行的不是正常的贸易规则，换句话说他只做赔本的买卖，不做赚钱的生意。何以如此违反常理呢？永乐帝送多取少，挣的是面子，和贸易之间的等价交换不是一回事。今人可能会说面子值多少钱呀，这不是傻瓜才干的事吗？可在朱棣的眼里，面子不是贸易价值折算出来的，目的只在赚取邻邦对大明帝国威权的承认与服从。郑和在海外周游了一圈，载回了狮子、金钱豹和长颈鹿，足够开个动物园了。今人会问，这些动物再加上那些进贡的珍宝算起来远不如郑和送出的礼物值钱，带回来有啥用？如果郑和还活着，他肯定会说：这些动物代表的是当地主人对大明国的臣服。

永乐帝式的“国际化”来源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乡土理念，朱元璋要饭出身，发迹前在江淮荒芜的土地上到处漂泊流浪，满眼见到的都是赤贫遍地，游民蜂起，他也曾混迹其中造反举旗。他的梦想只能是建造一个背朝大海、扎根内陆的帝国。基本招数就是抑制银本位，用义塾培训宗族，靠里甲控制税收。在贸易上，明初不依赖白银流通，完全采纳现货交易，对内不收取税金，而是直接通过“户制”征用劳力和产品，这就要求把人口锁定在单位土地中进行控制。明朝的“里甲制”意思，就是把人口按一户户登录起来，派甲长负责征用劳役和交纳粮食等实物，民众负担分“徭役”和“赋役”两种，前者指付出劳力，后者指交纳粮食和布匹，直接以实物形式入库。

对外贸易活动也是“物”与“物”的交换，更多是用礼仪慑服人心，在这个前提下做点赔本买卖是值得的。郑和出海缉捕华人海盗，敦促东南亚、西亚政权效忠大明，宣示明皇威仪，以高于进贡物品数十倍价值的礼物回赠各国，这类违反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贸易出超行为，猛看起来着实令人费解，仔细一想不过是农民思维的再现，因为赏赐给外国的各类赐品都是里甲户交纳付出的钱粮徭役转化而成，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相反，如果能得到邻国效忠臣服，倒是一种超值的无形回报。“户制”纳税和朝贡贸易互为表里，都是让现代经济学教授们大跌眼镜的行为。

以“物”换“物”的赔本买卖到16世纪以后逐渐难以支撑下去，明朝的经济肌体循环中逐渐出现了“白银中毒”的症状。“白银中毒”的缘由来自于“户籍制”的崩解。朱元璋设计的“里甲制”是一种连带的责任制，要求以十户为单位，几家绑在一起共同承担赋税义务，一户死绝，负担就会转嫁到其他户主身上。这种强制规范初期可能有效，但随着赋税数额增加，民众开始不堪重负。

明朝的纳税不是耕田后把粮食交到库里就完事了，相当一批农户还得负责把税粮运到指定地点。明朝对西北蒙古和东北满洲长期用兵，办法是遍设卫所守备边防，这些卫所里的人世世代代都是“军户”，粮食主要靠内地供应。所以农民的一项主要劳役，就是向卫所运送粮食，大运河边上的农民则是负责从水路输送漕粮。长途跋涉的艰辛极易累积众怒，激起民变，引动逃亡风潮。如何监控民众防止逃役向来是历代君王无解的难题。当年陈胜吴广起事反秦，也是把无法按时抵达服役地点当作造反的理由，陈胜宣称不按指定时间到位是死，造反也是死，于是造反成了抽签撞大运的赌博。重压下的民众个个都像玩命赌徒，劳役越重，冒险赌命的机率越高。这迫使明朝不得不考虑“均役”，即分担劳力的问题。其中一个办法是交纳白银抵充长途输运的责任，然后由政府再雇当地人服役。

同时，在官仓粮食储备积压过多无法运出的情况下，不如干脆折成银两抵交，以利于流通。王朝在税粮之外征集的那些奇珍异宝、方外之物因无法划一征收标准，也纳入了折银换算的轨道。明中叶以后，各种赋税用白银折算，目的是把原来用实物交纳和身体承担的各类税粮，征派收束成一种标准化的定额，有利于管控。白银作为统一的流通中介，实际上扮演的是统一计量标准的角色。税粮劳役折银处理后，白银的流通量迅速增加，商品经济开始广泛活跃起来。

折换银两交纳税粮和替代劳役都需要大量银子，那么，从哪里搞到这些银子便成了问题。中国境内白银主要靠云南和广西的少数银矿供应，后来银矿开采扩展到缅甸和安南地区，但基本状况是求大于供。16世纪以后，日本开始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尽管明朝明令禁海出航，白银依靠走私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18世纪以后，日本禁止向中国输出白银，白银供应商的角色逐渐由英国等欧美国家取代，他们把船只停泊在广州海口附近，采购生丝茶叶和瓷器，继续输入从拉美倒腾来的大量白银，18世纪下半年拉美白银也开始北上输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此以后中国货币市场几乎百分之百地依赖海外进口的白银。东亚贸易地图从此发生改变，中国人对海洋的观感从恐惧陌生开始向依赖与倾慕转化。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部著名的纪录片其标题就喻示出内陆河流代表黄色文明，与代表海洋的西方蓝色文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是国人想往迷恋的对象，可见这种“海洋狂躁症”的源起时间大致可以追溯到清朝白银输入的时刻。

白银的广泛流通不但改变了东亚贸易圈的格局，还深刻地改变了政府与个人的责任连带关系。既然一切赋役需借用白银交纳，官府就没必要再依靠里甲深入乡村面对面征税，户籍制度随之解体。因为原来属于里甲控制的农户可以自动去县里交纳银两，只要纳税人向县衙设置的特制木箱中投进用纸包好的白银就算完事，这叫“自封投柜”，不需要甲长里长一级作为中介层层催逼，基层里甲制度从此失效，官府与编户之间沟通靠的是县衙门里的胥吏。县一级政府职能作用明显加强。

近些年，我们总在讨论所谓“皇权不下县”的问题，好像县以下就没官府的人在管了，完全是个自由自在的世界，这多少受到费孝通先生“双轨制”思路的影响。但如果从白银折纳的角度观察，县一级行政势力的渗透，实际上得到了加强而不是遭到削弱。所以，“皇权不下县”的命题大有修正的必要。纳银付税发展到一条鞭法，就是完全以县为单位，用白银价格把税粮徭役合起来计算，分别摊到县里所有的丁口与各类赋税之中，一并征收，其后果就是白银变成了县官与丁口之间的流通中介，这一改革使征税职能从里长转移到县官，县官必须直接向国家负责，从此变得压力山大。

税粮赋役折银交纳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区域性流通方式的变革，海洋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原来明太祖希望用“以物换物”的方式维系小农思维下的礼仪秩序，限制商品流通的规模，到16世纪这个背朝大海面向内地的浪漫设计由于白银的侵蚀逐渐变质。

那么，当整个帝国都深陷白银中毒时，政府去哪儿了？白银在大陆恣肆横行，并不受政府管束，即使政府想管，也好像摸不着门道。白银流动太过随意，是因为政府对白银入口流通没当回事，形不成管制的理念，只能放任自流，明清两代都是如此。台湾学者林满红说清朝缺乏“货币自主权”是很准确的描述。国家管不了，钱庄就成了白银聚宝盆，商人除用白银付税外，也在钱庄换成制钱，在国内收购茶叶、生丝、瓷器等出口商品，白银进出就落入了私人控制的轨道。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有点奇怪，一方面，政府征税统一用银，一杆子插到底，好像都是县太爷说了算，可是白银又四处乱窜，不受约束，政府对此却无可奈何。后来打起了鸦片战争，鸦片输入防堵不住导致白银倒流出口，实际上还是因为政府在白银入超时就不知道怎么调控，才弄得后来白银高速泄流出去，自己照样一筹莫展。

白银从海上来，清廷不屑或不能调控，倒反而证明大清“闭关锁国”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此时国人对海洋上飘过来的这个白色“怪物”早已没那么恐惧。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开放完全是西洋故事的翻版。其实，早有人注意到，如果把中国比喻做是个活生生的肌体，总体上看它还是具有内敛型的人格。对内好斗残忍，对外腼腆矜持，军事上好打防御牌。西洋人是靠铁血杀戮到处犯混强抢地盘才发迹的，中国人没有在海外好勇斗狠疯狂殖民的热情，即使侨民遍布海外也只有平和侨居的意愿。

近些的例子是，当年抗美援越代价巨大，中国却仍没有军事占领越南的意图，不像美军四处安插军事基地操控他国政治格局。没有海外驻军的野心，说明中国不缺地盘，缺的还是冒险拓殖的基因，这是数千年积累下的历史经验，就像一个人天生性格内向是骨子里遗传下来的东西，想改也改不了。所以，近期有人说，中国发展还是要走西进路线，这是因为不但从战略意义上说东出海洋的余地不大，而且主要还是受内向思维基因的局限，尽管新丝路的国策设计有出海这一条，拟准备在东南亚、西亚、北非沿郑和航海沿线国家合作设置港口带。然而，从历史格局延伸出的思路出发，似乎开辟西部新丝绸之路走廊应该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疆域拓展气质，也是对中国历代海洋观进行考察后深思熟虑的结果。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4/1125/2692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