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货币币值的维系，靠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法币推出后，国内外较为正面的反映，表明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尽管面临种种不利情势，还是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关税独立，令政府财源进一步充实，中资金融机构的力量也一步步壮大，工业化的推进，交通运输和通讯业的发展，令全国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而加之政治统一初步实现，从而为法币的推行奠定了较坚实的政经基础。

在日本学者久保亨看来，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逐步求得关税独立，首要一点是列强对华政策发生新变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中国以国民革命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列强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他们想通过对民族主义做出若干让步，来防止民族主义进一步激化。在他们看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着民族主义阵营中相对比较稳健的一派，因此期望南京方面能稳定中国局势。出于此种考虑，他们愿意在涉及关税自主的谈判中采取一定程度的妥协。实施1928年税则和1930年税则时，正是国民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不论是转而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让步的英国，还是为日益扩大的反日运动忧心忡忡、极力想突破对华外交孤立地位的日本，都急于与中国开始外交谈判，无论如何要避免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正面冲突。

除了列强有意妥协外，国民政府也巧妙地运用外交战略，在就关税问题与列强进行谈判时，争取与列强进行分别谈判，打乱列强的步调，极力避免列强一致对付中国的事态出现，以减轻列强对中国的压力，诱使列强作出对中国最为有利的让步。

在关税谈判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还通过列强“倒逼”，废除了为中外业界所常年诟病的内地通行税即厘金，代之以统一货物税，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财权上收。如此一来，南京国民政府以关税、盐税和统税为主要税源，建立起相较过去而言要充足得多的中央财政，从而可以实行一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完成连结苏浙皖三省的1000公里公路后，又在此基础上着手修建连结七省、长达12000公里的公路网。铁路方面，以铁道部为中心，国民政府利用英国退还庚子赔款基金等资金，在东西干线方向铺设了864公里的浙赣铁路和403公里的陇海铁路，在南北干线方向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此外，内河和沿海航运的轮船货物运输量在1930年代也之保持在每年5000万吨上下。航空、邮政、电信、电话等事业也取得显著发展。而在建设委员会主持下，通过新建电站和扩大原有电网，为成长中的经济提供更多稳定的功业用电成为可能。

虽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国民政府对农产品的改良推广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较有力支撑了作为支柱产业的轻工业的发展。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实业部的主导下，对棉花、蚕种和茶叶等商品作物的改良和推广得以推进，上述作物的产量得到提高，对棉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制茶业等的发展起到了相当作用。即使除去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1933年中国的近代化工业产值也超过了22亿元。随着以纺织和食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的推进，棉花、烟草、大豆、棉籽、花生等工业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产出规模增长迅速。直接面向市场的水果、蔬菜及鸡蛋、羊毛、生皮、肉类等禽畜产品的生产量也有大幅增长。

随着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卷入了市场，日益频繁地参与市场交易，通过向市场出售商品或服务来获得货币收入。当时曾有学者研究过1932-1933年间山东邹平县的市场交易活动，发现在这样一个当地农民贸易占主导的地方，市场商品约有四分之一来自100英里以外的地方，约22%的商品是由火车和轮船运进来的。

伴随着货币经济的成长，中资银行的数量、存款总量、纸币发行总量和放款总量也随之增加。新的运输线路一经开辟，银行机构的扩展往往会紧随其后。在1930年代，总部设在天津的金城银行随着陇海铁路向西延伸开始不断在沿线设立分行，坐享铁路运输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中资私有银行业的扩展使货币和信贷的供应量不断增加，进而又导致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长期以来，各类金融机构一直通过为农产品贸易融资来介入农村经济活动。向茶叶、生丝、谷物、棉花、大豆、豆饼和其他农产品经纪人、货运商、商人及出口商提供的贷款，使商人的流动资金更为宽裕，进而可以增加种植户的现金贷款以及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原料的投入量。

农业的商品化经营不仅要求付给农户更多的现金，还要求更多的金融支持，尤其在农作物收获到交付最终消费者之间这段时期。采用纸币、银行汇票、商品汇票的支付方式，逐渐代替了过去携带大量白银的老办法。这不仅减少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风险，而且大大削减了将农产品运往远方市场的费用，从而推进了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纸币的流通日益广泛，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著名银行家张嘉璈曾指出，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20年间，“使用纸币进行交易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一种买卖习惯”。上世纪1930年代的各种经济调查都提及纸币在农业地区的流通，比如即使在远离主要交通线的山西农村，调查材料证实那里流通着花色繁多的纸币，有全国性银行发行的，也有升级银行发行的，甚至还有县级银行、乡镇合作社、钱庄和当铺发行的。

即使存在周期性的挤兑和滥发通货的风险，银行发行的纸币依然日益流行，这表明其在取代硬通货之后的确为民众带来了实惠。中资私有银行向中国民众“推销”银行货币的成功，为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开展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

美国学者罗斯基指出，假如银行货币在之前没有得到大力推广，纸币和银行信贷也没有紧接着渗透到农业贸易网络中去，那么突然实行的白银国有化政策及随后全面转向信用货币体系的过程，将会造成严重的混乱局面。当然，在促成法币得以成功发行的条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政治层面至少形式上的进一步统一。1935年年初，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以追击“共军”为借口，进驻贵州、云南两省，影响及于四川，山西省也派进了直属中央的宪兵团。

上世纪193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冲击，法币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并反过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诚属不易。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4/1118/26886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