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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帅:国进民退说汉武
发布时间:2014-01-15 19:39:45

  公元前110年,即位已逾三十年的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说出这样一段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学我者死,这一点刘彻看得很精准--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便评价他“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然而以“战争特殊时期”“初创必要阵痛”为借口,恐怕难以解释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国进民退浪潮。

  偏偏,只要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一放低身段,其说辞便有人相信。后世许多人只记得武帝如何雄才大略开疆扩土,却无视他如何“雄财大掠”抢夺民富。从文景之治留下的“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民则人给家足”的安逸景象到武帝末年“天下困敝,盗贼群起”的危局,岂是一句“不得不劳民”便能揭过?

  文景遗产

  孟子曾言:“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在他眼里,10%的农业税已属仁政。而汉代自高祖刘邦起便推行“十五税一”,文景二帝更是多次降至“三十税一”,另有十余年田租全免。国家不仅大力扶持农业,同时向民间开放山海池泽。鱼盐冶铁带动工商业兴起,文帝又一度停收关税,使得“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和亲匈奴的政策确保国家的相对太平,全国人口从汉初的不足2000万激增至武帝初年的5000万,物质财富也从大匮乏转为大丰足。

  在没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彼时,汉初诸帝简直将老子口中的“无为而治”发挥到了极致。这其实是历朝历代经济发展的共有逻辑--放开看得见的手不管,老百姓便能还你一个奇迹。但是,总有但是,经济上的自由与政治上的集权偏偏不能相容。这是另一个历朝历代经济发展的共有逻辑--稳定压倒一切,政权宁可主动扼杀奇迹,也要确保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隐忧始于文帝一朝,西汉大儒贾谊笔下的名篇,备受毛泽东推崇的《治安策》便成于此时。贾生向皇帝谏言,如今地方(诸侯国)拥有挑战中央的能力,手指像大腿一样粗,身体是使唤不动它们的。而“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才是治安天下的理想状态。

  文帝不听,放任郡国膨胀,终于导致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此时的汉朝尚开放民间铸币,“祸首”吴王刘濞正是倚仗境内铜山铸钱,积累了富可敌国的叛乱资本。在后世异国,地方与中央、贵族与君主的对抗或许会带来一份宪章、一次维新,但在时间与空间都不对的汉朝,对抗只会带来压制。

  叛乱勉强平息,诸侯王依旧势大,土地兼并也愈发严重,十六岁的刘彻在这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即位,勉强平抑心气至祖母窦太后去世,公元前135年,二十二岁的汉武帝正式执政。同年,汉朝发兵闽越;两年后,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又三年后,开西南夷;又三年后,颁布主父偃建言的《推恩令》,大幅削弱诸侯王势力。

  文景两代的巨额积累转眼间用尽。

  国进民退五十年

  不似同时期的古罗马,对外侵略恰恰是其发展奴隶经济的手段,汉武帝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开拓领土,兴兵、筑险、屯边、建城、置郡、迁民,无一不是耗费甚巨。加之刘彻几乎终其一生都在求仙问道,四处祭祀,开销也极其庞大,国库空虚不难想象。所谓“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兵连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于是汉武帝开始计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一方面是为了筹集资金用以各项支出,另一方面是为了削弱地方豪强实力。而财政创收的总规划师,名叫桑弘羊。

  从侍中到大农令(财政部部长)的几十年里,桑弘羊推行的主要政策有六:一、盐铁酒类经营收归国有,其中盐酒民制官销,冶铁则是国家控制全部生产流通环节;二、均输法与平准法,即国家官员买卖各类商品以获利增收和平抑物价;三、国家收回铸币权,统一发行五铢钱;四、算缗令与告缗令,前者是20%的财产税和舟车购置税,后者是为了应对富商瞒报财产采取的奖励举报制度;五、加征口赋(人头税)三钱;六、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这便是牺牲吏治与法制来谋财了。

  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战国以降,山海池泽的税收已然超过全国田租。再者,提高税率的行政阻力较大,是故按照桑氏的思路,国营盐铁实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之良策。然而财政屡屡亏空,不益赋也只是一时的天方夜谭,算缗告缗应运而生。“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中产阶级家庭相继破产,巨商大贾从此消失,民营经济一片萧条。这一切让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商人还被称作“素封”--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可与诸侯分庭抗礼之人。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一卷,讲述商人们的光辉往事。从春秋战国以至文帝景帝,国民的财产权利从未遭受如此明目张胆的大规模侵犯。

  东周之时有列国,汉初之时有郡国,各地关税与经济政策自主。此处抑商,商人便到彼处,当民众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时,执政者便不敢任意妄为。因此马克斯·韦伯在《经济通史》中写道:“对外贸易有绝对的自由。”

  公元前127年,推恩令下,郡国破灭。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直至此刻,方为确然。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从此有产者财产被剥夺成为一个历史性记忆。司马迁曾说:“(货殖之事,)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他看来,与民争利,最为低劣,然而国家一旦拥有了与民争利的能力,又岂会凭几句劝阻便能制止?

  所以说,先有主父偃,后有桑弘羊。不仅如此,有了桑弘羊,便会有张汤与宁成--酷吏阶层。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景之时,百姓富足,“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及至武帝朝中后期,民不聊生,于是盗贼与酷吏并起。民无恒产,再强调什么礼义廉耻的意识形态也无济于事。连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跳出来反对:“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桑弘羊之问

  武帝末年,民间经济萧条,国营经济自然也随之逐步萎缩。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眼见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刘彻急下罪己诏,自承“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两年之后,武帝驾崩,其后继者昭帝宣帝恢复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方回归原有的运行轨道。武帝死后六年,在帝国的朝堂上展开过一次关于是否要继续推行盐铁专营政策的廷辩。辩论的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方是郡国推举到长安,沿途询问民间疾苦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时人桓宽记录下这多次会议的讨论内容,集结成书,便是流传后世的《盐铁论》。

  儒生们一路征求民意,故而有许多观点直击要害:一者国营经济造成垄断,效率低下、强买强卖随之而来;二者与民争利,老百姓无以为生,不可持续;三者盐铁专营带来权贵经济,两极分化;四者败坏民俗,使得全社会舍本逐末,不事生产。

  面对诸多责问,桑弘羊时常“默然不对”,然而他的质疑,儒生们也回答不出。

  “治聚不足奈何?”

  灾祸、战事、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国家里都是中央政府的义务,如果不搞国营经济,庞大的财政支出从哪里来?

  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是捆在一起的。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里,统治者被视为家长,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早已注定。搞活民间经济,财政便入不敷出;财政收入充足,民间经济便难以生存。中国历史在这一松一紧之间摆荡了两千年,桑弘羊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盐铁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不并曜,昼夜有长短也。”国进民退,民进国退,不知何时,中国才能摆脱“国”与“民”此消彼长之势,走上民富则国强的道路。

  来源:《财经文摘》08月刊   编辑: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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