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言论认为我国二产比例明显过高、产能过剩严重，需要以减法形式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之所以得出我国二产比例明显过高、产能过剩严重的结论，正如得出我国出口太多、过度对外依赖的结论一样，主要基于与一些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数值或国家组平均值的直接比较。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移中国家，判断我国二产比例是否过高，既不能简单与发展中国家比较，更不能简单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我国三次产业比例关系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组基本一致

　　 总体来看，世界各个国家组均呈现农业(对应我国一产)比例持续下降、工业(对应我国二产)比例有升有降、服务业比例稳步上升的趋势。我国一产比例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及同等收入国家组基本一致，二、三产业比例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基本一致。

　　 (一)我国一产比例符合世界趋势，为下降最快国家之一

　　 世界各个国家组一产比例普遍下降，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南亚及最不发达、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组下降幅度最大。长期以来，我国一产比例基本上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及同等收入国家组保持一致。从国家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国家一产比例趋于下降。1961—2011年，大部分国家一产比例从60%以内下降到40%以内。我国近30年来一产比例快速下降，下降幅度居有数据国家第5位。当前我国一产比例(10.1%)与马来西亚(10.6%)、阿根廷(10%)等相当，略低于泰国(12.4%)、菲律宾(12.3%)，但高于巴西(5.3%)、俄罗斯(4%)以及韩国(2.6%)和日本(1.2%)等。

　　 (二)我国二产比例较高但基本稳定，并未超过其他国家峰值

　　 1、我国二产比例基本稳定，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组基本一致

　　 虽然世界总体二产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国家组二产比例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高收入国家、北美、欧洲等国家组呈现下降趋势；低收入、最不发达、重债穷国、中东北非(所有、发展中)、南亚、东亚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小国、欧洲中亚(发展中)、加勒比小国等上升幅度最大；中东北非(所有、发展中)和阿拉伯联盟等国家组二产比例先降后升，但总体上呈现较大幅度下降。我国二产比例基本保持稳定，虽然略有上升，但属于上升幅度最小的国家。与阿拉伯联盟、中东北非(所有)、东亚太平洋(发展中)、中东北非(发展中)国家组接近，尤其与东亚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二产比例趋势基本相同、且水平比较接近。

　　 2、我国二产比例较高，但并未超过其他国家峰值正常水平

　　 1961—2010年，大部分国家二产比例从10%—40%之间上升到了20%—60%之间，我国二产比例从32.6%提高到了46.7%。虽然我国目前属于世界上二产比例较高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过去30年二产比例上升国家中上升比例最小的国家。我国二产比例长期变化趋势与东亚主要国家基本一致，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十分接近。我国二产比例曾经在1980年和2006年两次出现峰值，分别为48%和47.9%，属于世界较高水平，但仍处于各国工业比例峰值正常区间，并未超过其他国家峰值正常水平。与德国(48.1%，1970)、智利(49.3%，1974)、阿根廷(50.9%，1976)、波兰(50.1%，1990)、马来西亚(49.7%，2005)比较接近，明显低于可能为奇异值的沙特(83.9%，1974)、阿联酋(63%，1982)、匈牙利(62%，1962).

　　 (三)我国服务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略偏低

　　 绝大多数国家组服务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基本上从20%—60%之间上升到30%—80%之间。我国服务业比例虽然在1970年代以来曾伴随工业比例提高而有所下降，但改革开放以来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目前，我国服务业比例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基本一致，与其他国家组相比总体偏低。虽然1981—2010年我国服务业比例上升幅度属于世界上较高的1/4，但由于基础较低，新世纪以来我国服务业比例为世界各国中最低的1/3。目前我国服务业比例(43.4%)与马来西亚(45%)、泰国(44.1%)大致相当，明显低于韩国(58.2%)、菲律宾(57%)等国家，但略高于柬埔寨(40.7%)、越南(39.7%)、印尼(38.3%)等国家。

　　 我国一产比例略高于理论预期值，二、三次产业比例略低于理论预期值

　　 (一)我国一产比例基本符合一般规律，与同等收入组基本一致

　　 从各国情况来看，一产比例与人均收入、城镇化率及服务业比例等因素相关。其中，一产比例随人均收入提高而呈“L”型下降，尤其是在人均5000美元以下水平，一产比例与人均收入关系更加密切。人均收入在2000—3000美元(2000年)之间的国家，一产比例基本上在13%之内。我国正好处于2000—3000美元之间，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另外，一产比例随城镇化水平提高而逐渐下降，并随服务业比例上升而下降。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尤其是劳动力城镇化速度趋于加快，一产比例快速下降也具有必然性。

　　 (二)我国二产比例基本符合世界各国一般发展规律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产比例与人均GDP、石油出口比例及顺差率等因素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二产比例与人均GDP存在“先正后负” 倒“U”型或“抛物线”型的复杂关系：在人均1000美元(2000年，下同)以下正相关；人均1000—10000美元之间没有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在人均1万美元以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二产比例与顺差率也呈现正相关关系，在中下等收入、高增长国家，以及转轨国家尤其明显。在高增长、转轨国家组，二产比例与投资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在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下、中上)组，二产比例与人口增长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在中等收入(包括中下、中上)及高收入国家组，二产比例与劳动报酬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二产比例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有正有负”的复杂关系：在中下等收入、转轨和高增长国家呈正相关关系，在高收入国家呈负相关关系。

　　 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1000—10000美元之间，二产比例总体仍处于随人均收入提高而提高过程中。我国顺差率虽然总体不算高，但长期持续存在一定比例的顺差，故二产比例比较高。从其他相关因素来看，作为高增长、转轨国家，由于二产比例与投资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我国投资率比较高，二产比例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中下等收入、转轨、高增长国家组的二产比例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我国经济增长率比较高，二产比例比较高同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三)我国服务业比例基本符合各国一般发展规律

　　 从世界各国数据来看，服务业比例与人均GDP、城镇化率正相关，与一产比例负相关。在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例与消费率正相关。我国人均GDP比较低，所以服务业比例比较低。我国劳动力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过50%，但以生活方式衡量的真正城市化率即消费者城镇化率目前只有40%左右，故服务业比例比较低。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我国消费率比较低，故服务业比例低。同时，由于我国一产比例比较高，故服务业比例比较低。

　　 (四)我国一产比例略高于理论预期值，二、三产业比例略低于理论预期水平

　　 三次产业比例受多因素共同影响，需要根据多国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分析。基于各国现实数据的模型已经内在地去除了各国的特殊因素，较好反映了各国共同发展趋势。根据我们基于各国数据建立的世界三次产业比例一般模型：目前我国一产比例实际值高于理论预期值约1个百分点，二产比例实际值低于理论预期值约2—3个百分点，服务业比例低于理论预期水平约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一产比例已趋于基本合理；二产比例基本符合理论预期水平，不仅不存在明显或严重的二产比例偏高问题，反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足”问题；服务业比例已基本合理，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问题已有明显改观。

　　 着力推动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竞争力提升

　　 总体来看，虽然我国当前一产比例略高于理论预期值，二、三次产业比例略低于理论预期水平，但偏离程度处于合理区间。据此判断，我国现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已趋于基本合理，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十二五”后期到 “十三五”时期，要将产业结构调整重点从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调整转变为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优化上来。面对世界产能过剩、竞争加剧等问题和挑战，要在稳步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积极推动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优化，同时要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全球产能过剩背景下的竞争新优势。

　　 积极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当前二次产业比例虽然基本适当，但其中包含了个别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虚胖现象和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等因素。下一步要加减法并举，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保持动态竞争力。积极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型产业，着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另一方面要推动过剩行业产能调整，适应全球化高峰期过后世界经济发展和分工与布局变化新特点，改造提升周期性过剩产能，加快转移成本制约型过剩产能，坚决淘汰绝对过剩型产能，在延续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结构调整优化。近年来服务业比例缺口有所缩小，既包含了奢侈性生活服务业过度发展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生产性和人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不足。推动服务业结构调整优化，一方面要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电信、运输、金融等因受管制而相对滞后的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推动服务业出口与走出去，努力改善服务贸易逆差局面。另一方面要在抑制个别生活性服务业过度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人本型生活服务业。要适应城镇化和消费升级发展需要，积极发展教育、养老、健康等人本型服务业。同时，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长期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抑制高档餐饮娱乐等奢侈性生活服务业的畸形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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