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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论体制成本升得太快问题
发布时间:2017-03-24 09:01:43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改革曾降低了体制成本,中国经济因此崛起。而不断上升的体制成本,现在却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GDP和劳动力价格远不如税收、社保缴纳和政府收入涨得快。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前言

 

  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将近10个百分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

  经济会发展起来,会高速增长,我们来分解它的因素,关键有三:

  第一,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我过去研究农业,经常犯愁的是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谁来雇佣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拉到市场?怎么算也算不出好办法。

  一改革开放,发现办法来了,国外有资本有技术,可以和你这个又多又穷的最大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能够起来的一个要件。

  第二,改革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

  仅成本低、人力便宜还不行,不能自动变成产品。如果脑子里面有很多固化的东西,把手脚捆住,思想不解放,体制不改革,就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所以中国经济能起来的第二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用实践检验哪些做法、哪些政策、哪些法律、哪些红头文件是束缚了生产力的。

  把这些束缚生产力的东西解开,所有经济组织运行的体制成本,也大幅下降。

  我们过去学苏联模式,人便宜,但是体制贵。贵到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市场上缺,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反应,不建立国有体制,谁也别动。

  这套东西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步一步地给解开的。国家就是这个国力,如果还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就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放开手脚,动员大家一起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这是中国能起来的第二条关键因素。

  第三,就是中国人善于学习。

  体制成本低,加上劳动要素成本低,这个经济是不是就能发展起来呢?如果你的劳动力没有一定的质量,还是不行。

  那这个质量靠什么来?靠学习。

  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所以啥也不会干。像我从小用到大的暖水壶,几十年不变的铁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创新、更迭。你不改进,东西怎么会越做越好呢?

  我20世纪80年代跟着杜润生老先生一起工作,先生虽然是老干部,但是思想很开放,带头去广东看,广东那个时候刚开放,离香港近,很多东西进来。

  这么大的一个老干部,看见一款电风扇,回来以后眉飞色舞地和我们形容,这个电风扇可以在蚊帐里面吹,脚一踢就停,扶起来就转。

  这背后是什么?人的好奇心和学习心。

  中国人穷是穷,但是肯学习,来了好东西,就有很多人琢磨怎么回事儿,琢磨来琢磨去,刚开始就是仿制,国际上很多国家说我们不重视知识产权,但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模仿的阶段。

  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后来居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中国就是靠这三个要素起来的,曾经穷得不堪回首,只要一开放,有信息来,有技术来,有机会来,有市场来,经济迅速腾飞。

  当年改革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涨上去了

  那市场为什么来?很简单,物美价廉,成本竞争力。这就讲到中国经济的特点,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靠成本优势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好也罢,坏也罢,这是特征。

  如果你用30年为尺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美元,增长到今天的8000美元。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越靠越近。

  但我们内部也有问题,在这30年,虽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增长更快的是权力收入。

  最要命的是,我们当年通过改革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涨上去了。

  说起中国经济以及成本上升,都会说劳动力价格涨得太快了,但其实劳动力价格也就是工资,涨得跟名义GDP差不多。

  涨得最快的是什么东西?税收、法定的社保缴纳、政府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反腐以后,我们才看到,吃掉了多少钱。那些贿赂,全是我们国民经济的成本。

  经济增长快、收入增长快,成本优势就丢了,你原来就是靠成本优势吃饭的,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成本升得太快。

  所以,国民经济从那么差的状况走到今天,只发生在一代人之间,我们引以为豪。现在经济下行,出路是什么?当你的独到优势还不明显的时候,你还得往成本优势上使劲下注,降低成本最重要的事,就是继续体制改革。

  因为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管制不改革,城市就没希望

  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并且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参与。

  第一,城市需要自由的发展空间。

  城市的内涵是密度,人往人多的地方靠,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有人都在活动。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所有人的活动都有干扰,我的活动会影响到你,密度越高,这个挑战就越大。

  这类问题的处理要有一定的规则,城市社会比乡村社会更严格、更复杂。处理问题时这个规则一定会有滞后性,随着技术、经济、观念的变化,这些规则是不是应该相应地改变?

  这个问题对一个城市是否能健康发展是有影响的。

  这里面涉及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强调要严格管理,这样城市就没有多少自由可言。另一种看法,城市虽然有严格的规则限制,但是还是要保障自由。因为城市社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没有谁可以事先完全知道怎么处理。

  如果在城市的发展当中,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的规则、法治,不强调自主性、创造性、创新性、企业家精神,找不到这个平衡点,即使这个城市有一个规则,但是它是僵硬的,不适合长远的发展。

  我自己偏向后一种看法,我认为城市还是需要自由的,如果没有迁移的自由就没有城市,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准土地流转、资金流转、技术想法流转,就不会有城市的形态。我们必须承认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处理复杂的问题时,要保障各方面的因素,我们要增加很多以往经验的知识。

  1916年纽约市开始实行分区制,通过了全美第一个全面的分区制法规,2016年正好是第一个城市规划法通过一百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在访问期间有很多总结、回顾和讨论的问题,以及梳理纽约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

  第二,城市发展没有管制不行,没有管制改革更不行。

  1916年美国的新兴行业都在发展,纽约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密集,楼越盖越高。楼高了之后会出现问题,就有经济学里讲的邻里效果,太高之后影响别人,邻居见不到阳光,最后这个问题可能会变成社会冲突,而且会挑战原来土地所有权的概念。

  这种冲突怎么解决?就诞生了1916年的分区制,当时分为居住区和商业区。分区之后,对楼房的建设高度都有严格要求。人口集聚,开发商再想加高怎么办,地价贵就分摊地价。1916年当时想了一个办法,商务区的楼房到一定高度后就要收缩,往里抽一个尖顶,目的就是让阳光、空气洒到街道上来,不要因为你有高楼,让你的邻居永远见不到天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还会发生。技术、电梯、通信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要求1916年通过的法律开始调整。为什么说企业家精神很重要,因为法制就是守法,写什么就照着办,这里面会丧失未来发展的动力结构。总要有些人会例外,法制是过去定的,今天有新的情况能否变通一下?

  这个标志事件就是当时美国的一家公司要盖一栋楼,设计师是德国人,是包豪斯学校的总监。包豪斯学校的特征就是简洁和实用,不要那些花里胡哨。这样的要求跟1916年的分区制法规是冲突的,楼房超2.5倍再盖高,就要往里缩,缩了之后就是观赏性的,没有功能。

  如果没有功能,对包豪斯学派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长期战乱的原因,大家对方方正正、线条清楚的建筑物觉得踏实,另外战后大量人口需要住在永久性的建筑里,去掉花拳绣腿和装饰,就变成了潮流。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盖房子的业主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当年要房子缩回去就是让阳光进来,那用别的办法让阳光射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地只盖一半,剩下一半开放给纽约市民作为公共广场,但是盖的房子要高一点。

  这个楼是1958年盖的,谈判非常辛苦,后来这个楼成为纽约地标,因为门口有一个小公园对所有纽约市民开放,因为这个小公园,整个帕克大道都发生了变化。此时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想法、新变化,纽约市当局基于这个案例修订了1916年的法规,这个规划法非常重要,作为经济学家更是值得学习。

  建筑商增加一平方米向公众开放,上面就可以增加10平方米的建筑,向公众开放,来换一个更高的开发空间。这样就把容积率控制得很好,市场的需求、业主的利益、公众的利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我概括一下自己的看法。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这个规矩一定要有严肃性,但是随着技术、生态、观念的变化,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再生能力离不开世界各方的参与,不能因为某个信息来源就把事情定了,一定是多方互动。

  我去参观纽约博物馆时发现,很多市民参加了城市建设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市民参与城市设计的规则,总体来说就比较容易自觉地遵守。这样才能在秩序和动力,活力和有序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7-02-06/1880121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