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田国强:机制设计理论对中国突破改革困境意义重大。中国应聚焦改革执行力，以有限政府而非有为政府为目标。

——兼谈目标导向和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自19世纪边际革命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就一直未曾停歇过。当下中国也有不少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认为其离现实太远，不能“为现实的改进提供方向和目标”。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这些批评并没有导致新古典大厦作为基准理论的整体轰塌，反而通过不断放松新古典的严格假设和持续推进新古典的公理化分析，由此发展出许多更为相对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和工具及方法，而使得现代经济学体系更加完善、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更加强大。今年在多个场合我一再指出，机制设计理论就是这样由此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它不仅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奠基作用，也可以为制度转型和政策制定提供好的理论指导。

不应忽视新古典经济学的目标参照作用

整体上，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准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经济信息完全、交易成本为零、消费偏好和生产集都是凸的等正则性条件”的假设，以理想状态下的经济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论证了只要让个体逐利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做出了严谨的阐释，论证了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以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

但让许多人感到十分不解和迷惑从而导致大量批评的是，为什么要追求像完全竞争市场这样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目标呢？其实，这正如古代孙子和孔子所说的“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必败”，以及跟当今的“高标准，严要求”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理一样，往往会得到更好、再更好的结果。这就像学生努力追求100分尽管基本得不到，但往往会得到高分从而获得A，而只是追求60分而往往不及格的道理一样，正因为有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所给出的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参照系，人们就可以对不同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公平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可以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判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某些“最优”结果；还要检验理论结果是否与经验现实一致，能否给出正确预测，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从而判断是否能给出改进办法。

中国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那么，为什么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如何来判断这个边界划分的合理性？这就是由于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能够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加接近（或许永远达不到）完美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尺作用就在此时发挥作用，当然由于种种现实摩擦单纯依靠市场是会出现效率或公平缺损的，从而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像哈耶克-米塞斯范式下仅仅盲目强调自由市场竞争。

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政府的有为。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边界的有限政府，而不是无边界、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事事有为、目标多重，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执行不下去。有限政府的核心作用就是：政府应该在有巨大的外部性的维护和服务方面大大地有为，不能缺位，比如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市场秩序、财产保护，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生态环境、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同时在市场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大大地无为，解决越位和错位问题，为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机制设计理论对突破改革困境意义重大

如前所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拓展空间，由笔者导师赫维茨教授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就是源于此。赫维茨在现代经济学的领域内发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学术创新，颠覆性地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经济体制机制的方式。这种新的研究思维，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制度、机制（如完全竞争、垄断）视为给定，寻求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条件下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或作出最优决策，而是进行逆向思维的情景研究，即将问题反过来，将经济环境视作给定（更符合现实），基于严谨方法来研究在期望目标下，如何创造一定的互动规则（即机制）来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机制设计理论不仅从国家层面上的制度选择上具有明道的指导作用，同时更重要的也有优术的作用，既可用来研究大到整个国家层面上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也可用来研究小到家庭或企业的机制设计问题，设计出可执行既定目标的机制或过渡性制度安排。也就是，机制设计理论既重视目标，更重视执行问题和过程。不能偏颇目标和过程中任何一方，不能用目标否定过程，更不能没有目标去谈过程。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谈过程，也就是执行或执行力的问题。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同义词就是执行（implementation）或执行力(implementability)理论。

在现实生活中，与此相关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果没有基本的目标感和方向感，那么只能是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二是即使有了方向感，但是没有很好的执行，只是打口炮，那就是黄粱美梦一场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有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有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及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三个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的失衡、体制结构的失衡和治理结构的失衡，这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其中，经济结构的失衡是表象，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制结构上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治理结构上的“中央决议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使之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关于“四个全面”的综合、整体、深化改革的纲领性决议文件没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没有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从而改革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许多领域改革到了下面就推而不动，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激励不相容现象突出，民间信心不振，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没有解决好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

这样一个改革发展的现实困境，为以信息有效和激励相容为核心指标的机制设计理论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个体逐利性与信息不对称这两个客观现实约束，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就要满足机制设计理论所界定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这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并且在个体逐利达到最优结果的同时，也实现改革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这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的个体可以是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产业、企业及至最广大的老百姓。

面向2017年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应聚焦改革执行力，以市场化、法治化、和谐发展的结构性改革和真抓实干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以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为目标，从根源上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大量越位、错位及在维护市场公平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严重缺位的问题。这些才是应对当前经济下滑和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正确举措和改革，才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纲领性决议文件精神得到真正有效执行和落地，才可能实现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各项宏伟目标，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详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887?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