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社会制度特殊，中国主粮的生产和供应无法依赖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中国的粮食生产、储备和供应一直是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
在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的生产和供应能力与粮食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因此，如何保障粮食的平稳供应和实现均衡分配是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主粮生产能力已经实质性超过粮食的需求。同时，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整体提升和粮食进口渠道的畅通，使得社会粮食的总体供应能力大大增强。因此，粮食临储面临的问题已经从单纯的保障社会的供应，转型为在保障供应的同时，如何实现粮食供需数量和价格上的最大调节作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任务。
面对这一工作目标的重大转变，从过去的“粮食局”到现在的“中储粮”，显然缺乏充分的准备。从临储的品类到数量，从储备的质量到流转能力，都存在很多问题。
粮食生产和储备具有特殊性质，既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又不能不考虑市场经济的因素。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供不应求则“物价飞涨”，供大于求则“谷贱伤农”。为了保障粮食的充分供应和社会稳定，各国政府都采取“供大于求”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粮食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最主要原因。为了农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供需之间的“紧平衡”也许是最佳的实战性选择。
在新形势下，实现中国粮食临储的有效和可持续的运行，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着手。
第一，对于新时期粮食的供需关系和发展目标上必须有新的认识。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不同，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进入了常态下的“供大于求”的时期，即基本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稳定超过了社会需求的基本量。因此，未来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是在产品的品类、特色和质量上提升，而不是单纯的无限度地扩大生产数量，增产“××亿斤粮食”，是应当采取的策略。在新时期，农业的生产活动的目标是市场有需求的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其意义要大于数量上的增产。同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术和藏粮于作物是应当采取的策略。
第二，粮食储备的功能定位需要清晰和明确。即“常态”下的粮食储备和市场调节能力，以及“非常态”下的粮食储备和保障供应能力。常态下的市场调节能力应该以储备数量、质量、价格、周转率、库损等因素等来衡量。其中循环周转能力和可持续是最重要的指标，而不是数量。“非常态”下涉及生产技术储备、长期气候变化、贸易摩擦和禁运、战争等因素，核心问题则是粮食储备的基数、储备时间、实现再生产的反应时间、地域分布、储备安全等因素，总之，不能以市场因素来考量。
第三，存储主体。在现行的体制下，中国的粮食临储是由“中储粮”一家所垄断，这本身并不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储粮”也成为腐败案件频发的重灾区。粮食的临储并不涉及高科技，主要是管理的效率和监管的有效性，完全可以通过招标由社会企业来参与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约政府资源，提高资产管理和运行效率，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加强监管，确保粮食存储的数量、质量和流通。
第四，存储能力和存储质量。虽然目前粮食临储的设施主要集中在“中储粮”体系中，但完全可以通过资产拍卖和委托存储实现资产和运营主体的转移。存储质量的核心是严把入库关，坚决堵住不合格产品的入库渠道，同时加强流转性管理。在这方面企业的运行与责权利和“KPI”指标挂钩，效率和效果会大大优于过国有体系的行为。
第五，流通性管理。“常态”下临储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核心是体现在流通性上。加强流通性管理，每年必须轮换50％以上的临储粮出库，严格监管，避免作弊行为，避免两年以上的“死库存”的形成。
第六，建立有效的“陈化粮”的出路。任何粮食的战略储备都无法完全避免“陈化粮”的出现。过去由于观念的陈旧，夸大了“机器与人争粮”的危害，阻塞了“陈化粮”的正常出口，实际上非常不利于临储体系的完善。在实践上，乙醇酒精是消化“陈化粮”的最佳出路，应当重启。
第七，有效监管进口粮食的渠道和数量的冲击。这几年，除了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的大量进口，饲用高粱、“微变性”的马铃薯淀粉等也绕过配额监管大量进口，严重冲击和伤害了国内从事相关作物的生产和加工企业的利益，也冲击了临储粮的出库路径，弊端极大，必须加以控制和防范。对于通过各种非法和灰色渠道进口，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企业和行为，必须严控和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建立进口粮食贸易的“熔断机制”。
粮食安全永远是中国的头等大事，而粮食的临储制度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屏障。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粮食临储制度也应该与时俱进，全面改革。粮食的临储应该明确区分“常态”和“非常态”下临储体系的作用和运行机制，建立更加符合时代特点和适应市场化发展的临储体系。新型的临储系统应该在运行效率、社会效益、监管力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获得全面的提升。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9-09/185956294.html